战后，所有的参部队都没有喜悦。努力地收治伤员的同时，所有参战的军官和战士都被组织起来，反复召开作战研讨会，总结此收获经验、教训。

“我们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

从李润石主席到林虎三，红军上层都意识到，百灵庙之战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此战暴露出来的问题太多了，红军的战术、单兵素质、相互配合，和侵华日军还有着明显的极大差距。

红军上层对外表面喜悦，实则内心沉重。国内民众这儿却在战后乐开了花。普通民众自不必多说，民间舆论更是对红军赞不绝口，平津地区的甚至开始勇跃募捐。从百灵庙通过铁路被运回的伤员，在平津两地的医院都受到当地社会象英雄一般的欢迎。

“日本人，废物，废物！”

常凯申心情矛盾，幸灾乐祸，又心怀恐惧地大叫着,恐惧的原因，却是李润石的红军如今已成长到这么可怕的地步，自然令他食寝难安。幸灾乐祸的却是他明白：经此惨败，日本人和红军必是不死不休，很了解日本的他，几乎可以想象出，未来的日子里，侵华战争一旦全面爆发，日军必定追着红军死嗑。

有日本人和红军死嗑，李润石就一定不得不把主力部队全集中在华北，不停地消耗实力。而他常凯申则可以安安静静地躲在南方，零分抗日，十分发展，保存实力，渔翁得利。

“我常凯申，我才是真正的天命之主！”

常凯申想了想，决定发动上海各界名流，为北方的红军募捐一笔钱，表达自己的善意，然后再次向李润石提出“停止内战，和平谈判，一致抗日”的请求。你李润石不是要抗日吗？我就以民族大义为重，用你过去最爱喊的抗日口号来对付你，让那些过去一直支持你的那些社会名流们变成你的猪队友去恶心你，有这么多声音要求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你还能象从前那般地打我吗？

在常凯申的安排下，何梅协定以后，常凯申控制区的报纸上，“抗日”这两个字，终于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的报纸上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常凯申开始召集社会各界名流，从民间和监狱里找出一堆的“民主爱国人士”，许以大义，好说歹说要他们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去太原，游说李润石，同时再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联合抗日”的主张再次登在了报纸上。

别看常凯申前面的“兵算”里，他到十月里自己的部队数量就可以远超红军，然后反击——那完全就是给手下打气的“胡话”，连他自己都不信。

九月初为了保住江西的钨矿，他的部队主力和粤军在江西打了场恶战，虽然惨胜，但是这场胜利却将大量兵力和资源都耗在了江西，湖北地区的兵力只减不增。

只是常凯申作梦都没想到的是，他派出去的“友好人士”还在火车上跑时，十月十日，即武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在河南与湖北的两军所有接壤处，几十万红军疯狂地南涌，全面攻击湖北省。

作为湖北省在长江以北的重镇汉阳与汉口两地，在第一时间就是红军重点攻击的对像。

红军在北线，刚刚打完日军，连气都不喘一口，直接在南线就向常凯申部队发动全面攻势。

湖北地区有一条重要的铁路：即平汉铁路，这条铁路线，可以从北平直通汉阳汉口。有铁路相助，南下的红军，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直接攻到了汉阳、汉口城下。并在十二日这天，就将汉阳团团包围。

守护汉阳的，还是红军的“老朋友”二十五师！

这头千里驹虽然背靠长江，可是这回却被汉阳城内的兵工厂拖住了脚。其原师长关麟征此时还在南京陆军监狱受审。

关麟征会练兵会打仗，但此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当官做人，仇家满地。在山西战役之国民党军到处都是大败吃瘪的局面下，他放弃河南而逃，但能保住大部部队主力，只要事后处理得好，还不至于严重到自己要去军法处喝茶的地步，问题就是他从前得罪的人太多了。

关麟征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 ，其顶头上司就是土木系老大陈诚。陈诚1928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师副师长时，关麟征是第11师下属第61团团长。当时第11师的师长叫曹万顺，是原来福建地方军阀。陈诚奉蒋介石的密令，拉拢黄埔籍军官排挤曹万顺，以便掌握军权。陈诚让11师参谋长罗卓英找李默庵、关麟征、萧乾等团长商议撵走曹万顺，推荐陈诚担任第11师师长。关麟征没有政治头脑，又是个直肠子，说：“陈小个子不见得比曹万顺高明，可能比曹还要坏”，明确表示反对排挤曹万顺。罗卓英不敢隐瞒，如实向陈诚做了汇报。陈诚恨透了关麟征，排挤曹万顺成功以后，当上第11师师长的陈诚秋后算账，将刚晋升旅长的关麟征调到新编第五师当副师长，明升暗降，让其彻底与土木系断绝关系。

1929年，关麟征荣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师少将副师长，时年24岁。当时新五师师长是陕西革命党人李纪才的老部下刘英。新五师大部分是陕西绿林刀客，军纪涣散，战斗力差。一天刘英奉命前往南京公干，新五师两个团带着武器跑上山当了土匪。关麟征作为副师长代理师长之职，对此措手不及。叛变的两个团为首者叫公秉藩，私下下山来见关麟征，说我们离开部队是因为刘英行事不公，如果你能保荐我当旅长，我不但将山上的两个团拉回来，还拥戴你当师长。

面对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