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下来的馅饼，关麟征无动于衷，即不同意公秉藩的意见，也没有采取措施，将公秉藩放了回去。后来公秉藩直接跟上级联系，平息了兵变，升任新五师旅长。刘英御下无方被撤职，关麟征升新五师代理师长。别看关麟征升职了，但这个师长当得真是窝囊。全师官兵都将他当仇人来看，刘英的亲信认为是关麟征为了驱逐刘英霸占兵权，故意联手公秉藩等人实施兵变；公秉藩等人认为关麟征耍花花肠子，得了便宜还买乖，明里暗里整得关大师长的难堪。关麟征在新五师是孤家寡人，双拳难敌四手，干脆辞职了事。关麟征辞职以后去了哪里呢？教导第2师任团长，从少将降为上校。

关麟征担任第25师（千里驹师）师长时，两个陕西老乡杜聿明和张耀明均为其手下旅长。后来杜聿明因为作战有功，晋升第25师副师长。杜聿明是国民党内出了名的老好人，数十年没有和几个人红过脸，作战勇敢，有战略头脑，而且不贪污腐败，在国民党内部简直就是极品。但是关麟征认为杜聿明当了副师长后，事事亲为，对部队管理太严厉，有夺权的嫌疑，因此处处跟杜聿明过不去，两人关系也是极差。

此次关麟征被军法处抓走，其实就是陈诚在给他穿小鞋上眼药。关麟征在南京陆军监狱等候处份的时候，接替他的人就是杜聿明。

湖北这要害之地，须放条虎来守。如果说关麟征是条虎，杜聿明虽然稍有不好，至少也是条狼犬。问题是：这条狼犬太听话了。

常秃子知道汉阳意义重大，一声令下，必须守住。以杜聿明历史上在淮海战役，明知是坑都要硬着头皮去跳的服从性，此时还只是25师的小小“代理师长”的他，也只能在汉阳结硬阵打呆仗死守汉阳了。

杜聿明没想到的是，红军此战略目标极为明确：第一战就是要拿下汉阳、汉口这块长江要地，截断长江水道完成“关门”打狗。然后把长江以北的湖北境内的蒋军部队全部消灭。

光是在汉阳这条战线上，一次性就投入了十五万大军，三十辆坦克。两天就打到长江边上，有铁路相助，红军运送重武器极为方便，到十月十三就发动汉阳战役。开战前先在江边架上一排的苏联进口的野炮封锁江岸，然后以攻打码头，切断长江水道为第一目标。

意识到汉阳意义常凯申大惊之下，才慌忙要求城内的守军赶快通过水道运走汉阳兵工厂的机器。可是这个时期仅有的渡船全被优先拉高官们的财物了。而红军的攻城大炮，在围城的第一天就响起。

汉口在十月十四日就被红军拿下。而汉阳这边，二十五师经过山西、河南两次大败。主力老兵跑了一半，土改更是令士兵兵无战意，老长官坐牢上下人心惶惶，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给攻城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尽管二十五师上下努力抵抗了一阵，到十月十五日，汉阳城也仅仅只是守了三天就被攻破，二十五师全军覆没，杜聿明也被俘虏。

而随着长江水道被封锁，依旧被困在重庆和汉中的顾祝同、薛岳部队，这下就全成了辽沈战役的长春守军，彻底和南京政府断了陆上联系，回不了家了。

接下来的十天时间，尽管常凯申上跳下窜，动用了一切资源向太原红军叫嚷着“停止内战，一至对外”的口号，但是仍然不能阻止李润石的红军横扫长江以北的湖北部分，兵临重庆。至于湖北剿总司令刘峙所部也全军覆没——

让刘峙守湖北，本来就是个天大的愚蠢错误。历史上在淮海战役前后，国军内部就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徐州是京（南京）沪的大门，应该派一只虎来镇守。就算派不出一只虎出来也要派一只狗，最后派了一只猪来。”

虎的说法有薛岳，狗是指杜聿明，前两者都有不少争议人选，但最后那头“猪”，却是史学家们家公认所指的刘峙。

然后这头“猪”，在这个这时空这场“另类的小淮海”战役里身为剿总司令，从头到尾毫无作为，轻轻松松丢光手中的部队——此人不愧 国军福将之名，在所部被全歼前乘小船“白衣渡江”，逃到长江南岸仅以身兔。

而后，整整三十万红军主力全力西进，十一月一日，随着红军将北线的空军到调到湖北助战，重庆战役爆发。毫无战意的顾祝同仅守了两天就被红军攻入重庆，顾祝同率领数千残兵退出重庆，在川军有意地让道下，残军通过川军地盘，从川中内线绕道出川，逃到长江以南的湖北地区。

他自己跑是跑得开心，却苦了汉中的薛岳。薛岳在汉中日子一直过得极苦逼，部队进了汉中后就没有一天能安宁下来。这一年的时间里，和他争夺汉中的红军，由35年底最初的几百名游击队不停的袭扰作战，发展到36年十月时，已经变成了上千规模的红军精锐部队，在频频地发动团级别的拔除外围据点的攻势作战。

和顾祝同一样，他早就想弃汉中而走了，可是常秃子不让！硬生生地困在这儿困了一年，直到被对手飞龙骑脸打上门。顾祝同这边，川军打点一下，他们肯让路，还有办法绕道而回——代价是他的那几千号人逃出四川时，几乎人人两手空空，枪、弹都做为“买路钱”交给川军了。

可是薛岳不行，汉中入川的路就那两条。他号称十万兵，能指挥的兵也确实过十万——问题是真正的精锐就只有自己的家底两万多人，余下的都是本地兵。要把这些本土的民团带出汉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红军拿下重庆后，已经死死地盯着他的部队，只要他敢有动作，立刻就会半途击之。

要不是这个时期红军还在和川军进行“借道”谈判，早就打过来了，但薛岳这头“汉中之虎（蛆）”，最后完蛋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时期常凯申虽然动用一切力量想拯救薛岳部，甚至也组织了部队想攻击河南玩一把围魏救赵。可是部下此时早就战意尽失。派出去的十八军装模作样地向开封方向前进了百来公里，然后对方面红军的一支偏师稍有反应，就吓得集体缩了回来。

而令常凯申更加愤怒的是，桂系的那帮人在这个时期还在落井下石，他们和湖南人勾结在一起，于十一月发兵湖北，当月底拿下了武昌，和李润石红军“会师于长江”，一起瓜分了湖北。

在彻底失去湖北后，常凯申这个“委员长”变得更加搞笑了，此时他手中的地盘，仅余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外加闽北一点点的“残边”，实力比中原大战时还要弱。

广州那边发行的报纸上，已经公开嘲笑他是“四省委员长”了。

而常家王朝一日不如一日地继续衰弱的十月，日本国内这时也在风起云涌，乱成一团。

第六师团特混旅在绥远全军覆没，超过七千兵皇军精锐“玉碎”的消息传回国内，日本全体上下震动万分。

这是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在国外遭遇的最大惨败。

当军部还在叫嚣着“严惩暴支”时，刚上台不过半年的广田内阁，就在这场惨败中全体辞职下野了，接待他的是林铣十郎。上台后他的政策纲领就是“充实国防军备，增进生产”——简单地说就是要更加激进的进行军备，然后全面侵华。

不过这些人事变动，却是要十一月才完成。大败仗传来后，愤怒的日本民众包围了日本首相官邸，各种抗议，闹事。叫嚷着天诛国贼，要政府官员为大败负责。

近七千皇军精英在几天内战亡，不是光靠一个广田内阁集体辞职就能发泄怨气的。随着红军向全世界公布俘虏名单和击毙数字后，一时间整个日本都笼罩在愤怒和悲伤中，第六师的发家地熊本地区，在十月份几乎家家素缟，户户哭声一片。

作为替罪羊，负责整个战役策划，没有后台靠山的“草根少将”的石原莞尔，被第一个踢出来顶罪。

他在一天之内，由少将降为大佐，被赶出了军部，踢入预备役。昔日的“满蒙英雄”成了天大的笑话。但日本民众并不放过他，叫嚷着要他剖腹向国民谢罪的大有人在。

东京日报的就在头版，登出了这样的标题：

“石原狗贼，还我第六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