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政府对林淮唐的“反向逼宫”，同样也是采取了一揽子手段。

这次袁世凯是学聪明了，他也和林淮唐一样利用舆论来为自己的行动做背书，在北军二十四将校联名通电以后，又授意徐世昌和梁士诒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蒙疆问题研究会”，号称组织了一批边疆问题专家来研究定蒙之事，实际上则是以此“权威机构”进一步加热“非林淮唐不能解决蒙古问题”的舆论。

林淮唐是一个福建人，典型的南方人，他虽然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打”出了北伐名将的荣誉，可从未有过边疆履历，空口无凭地说林淮唐最适合去解决蒙古问题，实在不能使社会舆论信服，只会令人觉得这是袁世凯政府的刻意刁难罢了，林淮唐即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用到“蒙疆问题研究会”的地方了。

很快啊，很快，蒙疆问题研究会便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异哉蒙疆问题溯源》。表面上来看，这是一篇总结蒙疆历史的概论型文章，在文章后半部分却在提出蒙古问题与放垦、抗垦的土地问题相关以后，连续多次引用了林淮唐文章中对土地改革的一些论述，最后又说：

“……林氏所著之土地改革大纲，即系同人之方针，了此二十年不结之局……收拾库伦，非斯人而谁？”

如此，终于把林淮唐和解决蒙古问题扯上了关系。

紧接着，就是袁世凯的传统艺能——各色花样的请愿团。

先是国务院方面召开讨论库伦问题的会议时，特意邀请林淮唐旁听，不等他来，就先把邀请函泄露到新闻界；而后，北京商界、学界纷纷组织代表到林公馆上门请愿，希望由林淮唐出山来解决久悬未决的库伦问题。

这还是好的，林淮唐前脚才招待完这群来打秋风的商界、学界代表以后，更夸张的马上就来了，什么爱国妇女请愿团、自强公民请愿团也尚算合理，但接下来来堵门的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北京乞丐爱国请愿团就有些令林淮唐啼笑皆非。

总算赶在妓女请愿团上门以前，袁世凯终于图穷匕见，以总统府和国务院名义，联合发表了一通带有试探性的电文，抛出了“请林淮唐任蒙疆经略使”这篇大文章来。

库伦问题和河南的流寇白朗问题，都是如今袁政府最为棘手的难题。

蒙古那边已经牵制了北洋军约三师兵力，几乎挤占了袁世凯机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外蒙的分裂分子匪军虽然军事力量孱弱，但是地处偏远，气候又恶劣，要发动军事远征殊为困难，更何况袁世凯一心想着对付南方，根本不愿浪费宝贵的兵力出征蒙古。

可现在全国国民都在关心库伦问题，袁世凯身为民国总统，又不可能不做出任何表率和行动来，所以才只好把北洋军的三个师驻扎在绥远及察哈尔一带。

只要能通过蒙疆经略使这样一个不值钱的空头衔，把全国人民关心库伦问题的注意力从袁世凯身上转移到林淮唐身上，北洋军这三个师就可以调回来对付南方了。

至于河南问题，段祺瑞、冯国璋已经先后出山，指挥数倍于白朗流寇的北洋军实行围剿，可依然毫无成果，反而令许多原来支持袁世凯的立宪派人物，开始怀疑起了袁世凯是否有维持中国稳定的能力。

让蓝天蔚做河南都督，同样也是要把这个烫手山芋丢到社会党手里。

至于说蓝天蔚督豫，会不会使北洋军丧失袁世凯的“龙兴之地”河南？

袁世凯以己度人，当然认为绝不会有问题。

首先，北洋在河南势力根深蒂固，豫省的主要官吏不是袁世凯的门生故吏，就是袁家的亲朋故旧，社会党空降过去一个都督又能做成什么事情呢？

其次，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国民党的和议条件中就有一款“由南方指定革命党人担任直隶都督”。

当时同盟会推出的直隶都督人选王芝祥不仅是直隶省本地人，而且清末时还曾做过按察使、布政使一级的封疆大吏，久经宦海，手段老辣，可到了北洋的地盘，照样翻不起一点浪花，蓝天蔚一个湖北人，又只做过军人没有当过官，那还不如王芝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