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

对于内忧外患不断的大清帝国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年份。

“同光中兴”的光辉还没有彻底黯淡下去。

北洋水师仍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一年以傲人之姿再次访问日本，其军容被日方称为“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全然不会想到三年之后会在甲午之战中全军覆没。

扬州、丹阳、芜湖等地有一些教案，但规模不大，处理较易，最多不过赔偿洋人十几万两银子便可息事宁人。南海狂生康有为在广州设立的“万木草堂”才刚刚开学，学生不过二十余人，没人会把这里看做日后“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而在平静当中也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在这一年年末的热河发生了注定将长远影响到汉蒙两个民族多年关系的金丹道事件。

金丹道事件的远因，是清朝道光朝之后人口膨胀，盲流客民蜂拥向热河地区，与当地旗民在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等方面产生的冲突，以及客民乱设黑矿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热河作为省级行政区，建国后数年即被撤销，所辖地域分给冀、辽和内蒙三省。

以这一地区为中心，正西是多伦诺尔，西南是北京，正南是唐山和天津，东南是山海关和辽西走廊，往正东方向是奉天，周边地区皆属人烟稠密的城市带和交通要道。

此地位于燕山山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努鲁儿虎山脉，以明长城为分界线，就是林淮唐所熟知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地理过渡带”，大山有很多山口、长城在这些山口建有关隘，成为可供人员往来的交通孔径。在明朝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原的华夏族、汉族与当地的林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交往就非常频繁。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宁城也在这里，靖难之变后，此地成为朵颜三卫、察哈尔和喀喇沁的牧地。

虽然明朝和漠南蒙古长期处于军事对峙，但上层建筑的敌对状态并不能彻底阻止底层的交往。不仅明朝游商散贩冒着风险向长城北边走私货物，还不断有在灾年逃荒和躲避官绅欺压的流民、明军的逃兵、在明朝被通缉的犯人和造反失败的民变首领偷越长城。

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这些流亡汉人利用明军担心引发冲突不敢轻易出长城追剿的特点，取悦察哈尔、土默特蒙古贵族，获得容留庇护，逐渐形成几只半耕半牧半蒙古化汉民武装集团，在明朝文书中有时称他们为“汉戎”，大部分人最终融入当地蒙古族。

清朝入关后，在此设卓索图和昭乌达盟。清朝虽然有不允许汉人出塞屯垦的禁令，但封建政府的统治能力注定这一禁令的实施必然是不彻底的，康熙年间为解决清准战争的粮食需求，采取就近筹粮策略，沿长城东起热河、西到归化城一线广设旗庄，招揽农户耕作。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华北接连遭受大旱，灾情波及直鲁晋三省，清朝在雍正元年出台“借地养民，以养辅赈”政策，将长城沿线以北五十里辟为耕殖区，雍正敕谕各盟旗王公予以收容接纳，使出塞汉民得以休生，蒙民享吃租之利，一举双得。

当时长城沿线蒙古自东起为喀喇沁、土默特、察哈尔，为满蒙联姻部或内属蒙古，对雍正敕谕很配合，对出塞汉民也极友善，称“察噶钦”，意为“娇弱的人，（需要）照顾的人”，主动让出墙外五十里区域。从此以后，尤其赶上大灾歉收年景，汉民就从东起山海关、西到杀虎口的长城沿线孔道到塞外谋生。

这一时期，汉蒙两个民族虽然在长城沿线地区杂居，但始终没有爆发什么激烈的冲突。热河绥远一带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好山好水好地有的是，租价还极廉，两个民族的普通百姓生活很有余裕，然而随着清朝人口日渐膨胀，人地矛盾也在热河这个蒙汉杂居地域凸显，蒙汉两族人都感到生存空间愈加逼仄，并开始出现因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分歧与恼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