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井成元中将愤愤道：“露西亚帝国十月革命以后上台的那个新政府，又发表宣言要把中东铁路的主权全部归还中国，害得我军处处被动。帝国军队远征西伯利亚，本来就是为了支援露军，大家同样身为协约国家，露国不帮助盟国的日本也就算了，居然处处偏袒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外交人员和那些曾在中国活动过的布尔什维克国际志愿者努力之下，列宁已在1918年1月1日就发表了《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财产，不仅包括中东铁路，就连俄国在内地拥有的租界也全部一次性归还于中国。

当然，这份《对华宣言》还存有一定模糊暧昧的条款，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也不涉及到近代以来俄国在外东北地区侵占的中国领土。

但在此时，俄国革命政府当局的这种表态，还是在外交上对中国、对日本、对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冲击。

特别是托词支援协约国战线借以入侵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顿时在道义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至于原来盘踞于中东路上的白俄霍瓦尔特一伙势力，也被中国红军彻底铲除：本来中东铁路沿线的赤色工会和各行业工人联合会就已经被中国社会党控制，十月革命以后，相当一部分俄国籍职工也在列宁的号召下同中国社会党合作，中俄进步工人于是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合大罢工，迅速瓦解了霍尔瓦特等白俄军政机关的力量，接着中国红军便在中东铁路沿线工人的邀请之下，开入铁路沿线附属区内，将霍尔瓦特一伙武装彻底缴械，其要员多数被遣返回俄国，相当一部分手上沾有人民血债的军警则遭到了中国政府国民法院的审判，分别被处以若干年刑期以后锒铛入狱。

此前由于俄国临时政府当局的命令，而同日本侵略军积极合作的海参崴地方政府，也在十月革命以后逐渐转向，相当一部分军政人员选择了接受列宁的号召，转而参与了反对日军非法占领海参崴的罢工活动。

一直以来被闲院宫载仁亲王视为浦盐军“难攻不落”大本营的海参崴，也出了严重的乱子，当地的俄国籍工人纷纷罢工，港口工人拒不帮助日本海军拆卸军事物资，铁路工人也拒不协助日军修复铁路和运送军列。

不得已之下，闲院宫载仁亲王只好又分派部队返回海参崴进行镇压，同时还请求大本营从日本本土调一大批码头、铁路工人到海参崴来帮助恢复生产。

总之，在1918年年初这场历年未见的寒冬里，浦盐军尚未和北满红军进行任何一次千人规模以上的战斗，就已经开始陷入困顿之中。

十几万大军来回奔波于自海参崴至牡丹江之间的广阔雪原上，又被潜伏于铁道线南北两翼林海中神出鬼没的红军雪橇游击队袭扰得毫无脾气。

太平洋的海风从堪察加半岛长年覆盖冰雪的山脊上缓缓吹来，一艘艘日本人的运输船载着大量军用物资汇集在海参崴港下，但由于严重缺乏装卸工人，补给效率极为低下。继续向西呢？浦盐军的大远征行动，正在慢慢成为给日本国力放血的一道伤疤，虽然中东路沿线自始至终尚未发生大规模战役，浦盐军更没有遭遇什么军事上的失败，但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冰天雪地里的远征军，日本本土为此付出的物资消耗，甚至还要大于对关东军和朝鲜军的补给。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军队在满洲各地逐渐陷入军事僵局以后，大本营也迟迟不愿意对中国的其他海岸线发动新的攻势。

毋庸置疑，就算狂妄如山县有朋和桂太郎这样的军阀，现在也要担心如果在山东、上海、福建或广东等地开辟新的战场以后，对于兵力上逐渐捉襟见肘的日本军队而言，会不会又成为一个像浦盐军这样虽然没有遭遇战败，但偏偏就是一直毫无战果反而还大量消耗日本国力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