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带着罗莎卢森堡一起返回住处，中央革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各机关使用的建筑物，以及跟随社会党中央进京的一大批军人、干部居住的房屋，基本都是使用了北京事变时被宗社党复辟武装严重破坏的残屋以及在几次反奸排查运动里依托转型正义条例收缴的公屋。

北京事变对于北京这座城市今后的发展无形中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三支军队在皇城内外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无论是蔡锷领导的兵变部队，还是冯玉祥指挥的北洋军，亦或者是日本人和宗社党武装，他们都没有多少保护北京市面和古建筑的思想，开战以后为了取得胜利，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使尽一切办法。

这之中犹且以复辟武装的手段最为残忍，他们在形势窘迫时大肆在皇城根附近纵火焚城，对北京市区的街道、建筑格局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大破坏。

也正是因为北京城已经在事变中遭到很大破坏的缘故，林淮唐对于是否要定都北京的问题才迟迟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社会党入京以后，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修复这座饱受战争创伤的古城，甚至在一年以前，城内就连交通问题都难以解决。

即便红军入京以后，北京载人运物的交通工具还是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落后，绝大部分北京人出行的代步工具还是人抬的轿子和骡马拉的轿车以及人力的黄包车。

轿子自不用提，明清以来一直都是北京最流行、最重要的代步工具。但这种封建、落后的交通工具，既不可能符合社会党政府极力宣传的人人平等原则，本身效率也极其低下，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意义。

至于轿车，其实就是骡车，是骡子驾辕的一种载人车辆，骡车较高，多为篷车，其样式大半是开旁门，是清末以来北京最主流的交通工具，直到宣统年间西洋式的公共马车传入北京，轿车的数量才逐渐开始减少，但到民初轿车的减少主要还是为人力车所取代。

人力车是清末时从日本传入中国，人力车的车把是两根直杆，车厢用竹条做成，周边用三道白铜箍卡住，后面装有铜制扶手，车篷前有车帘。车的左右各有一盏六棱形白铜玻璃灯，用电石气作燃料发光。为防止车厢翘起，车的后面还安有三角支子。

民国以后，人力车厢改成半圆形，胶皮车轮逐渐代替木制牯辘。由于人力车坐者舒服，拉者轻快，价格低廉，很快取代畜力车，成了当时北京城内一种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人力车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是美国教士高伯尔在日本发明的。最初在日本试用，后来才传到中国，因而说人力车是中国的“国粹”，那不仅可笑，而且是张冠李戴了，其实人力车是美国人在日本发明的东西。

不过人力车就和轿子一样，效率低下，也完全不符合社会党推行社会革命的种种基本原则，只要林淮唐想要维护革命的合法性，就必须大力废黜像传统轿子和人力车这样写满了封建落后和剥削压迫的事物。

但废除旧的事物很简单，创造新生的代替品才是困难的事情。

好在这些旧式交通工具都是依靠人力、畜力运行，速度很慢，很难满足近代化工业都市里人们的需求。从这点来说，工业化本身就包含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从剥削人力转向剥削机器本身也是一种进步，用机械的力量来取代人力、畜力，这也是列宁为什么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了。

电车就是这样被林淮唐大量引入北京、上海、青岛和徐州等大城市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