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议题才是国际交涉中最重要的能力，谁掌握了设置外交议题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当下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此时此刻，当民国中央政府在“水雷走私”事件以后，反而收到德国皇帝发来的一封语气十分亲密的回信时，毫无疑问在中德交往中设置议题的一方，就来到了中国这边。

“所谓弱国无公理、弱国无外交，确实是一条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可谓真理的原则。”

林淮唐阅毕威廉二世的来信以后，坦然道：“但对于执行外交工作的人员来说，若因为信奉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就放弃了做外交工作的努力，那于弱国而言还有什么设置外交部门的必要性呢！”

弱国无外交，指的是弱国在弱肉强食仿佛黑暗森林一般的国际丛林中，相对列强一定处于相对弱势的处境。但这种处境只能是相对而言，弱国如果能够把握国际局势的变化，完全有机会在与强国的交往中反过来掌握主导权。

实际上现在的欧洲大陆，就正因为着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外交秩序变得越来越僵化，任何一个强国都无法放任自己失去一个哪怕很弱小的盟友。

作为欧洲五强中第六强的意大利，之所以能够在德、法之间左右逢源，甚至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之间反复横条，就正是因为意大利利用了欧陆目前僵化的对峙形势。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欧陆五强中最弱小的奥匈帝国之于德国，弱小的奥匈帝国反而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德国的外交政策。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政策毫无疑问将侵犯俄国的利益，而且也不能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但由于德国无法承担奥匈帝国被削弱，以及德国无法承担失去奥匈帝国这个盟友的代价，因此德国不得不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每一次冒险扩张进行外交背书。

在此前的波斯尼亚危机中，作为强国的德国，其外交政策反而不得不一直跟随奥匈帝国这个弱国，并因此导致德国和俄国的关系持续恶化至今。

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越是严峻，也就是国际秩序的僵化程度越高，那么列强之间相互腾转挪移、折冲回旋的余地也就越小，相对的弱国、小国也就越有机会争取到更多利益。

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门在红军入京以后，还没有在国大临时委员会的授权下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所以外交部至今仍由袁世凯时代的旧官僚把控，临时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则是身兼北洋和国民党元老双重身份的唐绍仪。

也因此，在林淮唐掀起反奸清查运动来“帮助”国民党清党的大背景下，民国的外交部门里便充斥了一大群“逃难”过来受唐绍仪庇护的国民党政客、党棍和官僚。

不仅宋教仁、汪精卫和林森等人常常到外交部来领取所谓的顾问津贴，而且唐绍仪甚至还帮忙连张謇和章炳麟等人，一起在外交部内挂了一个顾问或者参事的头衔来领取经费。

张謇作为大实业家，本来也不差这一点钱。但在去年国会大选时，他跟随国民党的旗号全力附和袁世凯，所以当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红军彻底占领南通等地，立刻就将张謇名下的全部产业以“转型正义”的名义予以没收。

张謇在全国范围内虽然还有一些产业，在许多家外国银行中也有部分存款，但他的生意还依赖南通等地纺织业和面粉厂带来的资金周转。这些工厂全部被红军没收以后，张謇的资金链立刻断裂，各家洋行也趁机向他索债，张謇不得不变卖掉他在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拆西墙补东墙，勉力维持，落得个惨淡经营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