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稳定物价，防止私商投机，贯彻中央对私营银钱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现颁布暂时管理办法……”

正当交通系不断放款维持那些小行庄营业的时候，由于社会党新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银元价格在这两天内又上浮数倍之多，这就使得交通系所放之款，都很快跟着进入了银元投机市场。

出于各种心态，人们开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银元，整个京津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乃至于是不动产资产，都跟着涌入银元投机里，令市场上白银和银币的价格进一步非正常走高。

但就在北京、天津市民们都开始蠢蠢欲动，有心参与银元投机交易之时，在直隶南部、山东、淮海等地的基层工会和农会团体，则收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各级县、乡、村国大纷纷开始使用可以在华东地区流通的红军军票、兴闽票，大量收购银元，乃至于各类银器和金银首饰。

由于华东大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大批乡绅、豪商逃亡至外地，再加上华东国大政府尚未解除华东地区的战时金融管制政策，所以华北地区的银元风潮尚未传递到华东地区。

当然，这也是因为京津一带的银元价格暴涨，是由于政府几项政策的影响，在短短两三天时间内突然翻了好几倍的。

在此之前，也就是邓瀚、张皮绠他们刚到北京那会儿，市面上银元贴水价虽然已经在持续上浮，但还没到可以让投机商们甘冒风险跑去山东、江苏等地走私银元的地步。

等到这几天银元投机交易的巨额理论，足以支撑投机商们做出这种大胆行为的时候，华东地区的金融管制政策则进一步加强，对金银特别是银元的外流更是加紧管控。

而且就这么短的几天时间内，实际上投机商们也还来不及组织人手南下走私银元。

当然，另一大使投机商们放弃冒险走私的因素，恰恰就是因为华东方面收购、筹集的巨额银元、银饰，很快就通过津浦线铁路的运输，进入到了京津市场。

就在银价一天上浮数倍的同时，同时挂着中国银行和兴闽银行总部两块牌子的西交民巷一号，宣布按照前一天的挂牌市价出售银元五百万枚，但同时要求必须使用兴闽票、红军军票方能承兑。

一开始，市场上对必须使用兴闽票和红军军票才能承兑的苛刻条件感到十分犹疑，投机商们也很怀疑这是不是社会党的钓鱼执法，所以市场反应并不积极。

但仅仅过了四个小时以后，西交民巷一号即再次宣布将按照四小时前的挂牌市价出售银元一百万枚，条件同样是要求必须使用兴闽票、红军军票方能承兑。此后又过了仅仅两个小时以后，西交民巷再次宣布放出三十万枚银元。

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让投机商们误判为政府手头的银元数量有限，所以只能一次比一次少量地投放银元。他们感到只要彻底击垮政府稳定市场的努力，就能进行一次彻底的收割，牟取最高利润，因此不少投机商开始大胆进行拆借，想方设法高价兑购兴闽票和红军军票，用于向银行兑换银元。

此时，因为前一阶段的金融动荡，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已经极为有限，仅有交通系还持有较多款项。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波投机交易的主导者，交通系手上持有的现金、债权、证券和各类不动产资产，纷纷开始被用于兑购兴闽票和红军军票，然后再拿去向银行兑换银元。

要知道，由于银元价格这几天来的疯涨，交通系花费一百元资产兑购的兴闽票，仅能兑换十元甚至更少的银元。

也就是说，兴闽银行放出五百万银元的同时，就能从交通系手上套利五千万元。

对于交通系来说，则只要坚持到银元风潮的进一步扩散，通过一般国民群众的接盘，甚至可以在兴闽票和新政府财政彻底崩盘以后，通过持有的大量银元资产让新政府接盘，都可以牟取巨额利润。

只是这样的机会是十分微小的，但投机本来就是一种充满贪婪的逐利行为，必然充斥着非理性的决策。

随着闭市时间将至，整个中国银行总部内数以百计的经理、会计人员都屏住了呼吸。整个营业大厅内雅雀

无声，只有二十多辆大车和几百名工人搬运木箱的声音不绝于耳。

每一只木箱里，都满满当当塞满了刚刚从造币厂、铜元局运来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