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员会接管中国银行总部的同时，位于天津的几家外国银行在华总部：汇丰银行、德华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华比银行，均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大量外汇兑单，总价值估计高达一千万元左右。

这几家外国银行总的资金，按照兴闽银行的估算应当在三亿元左右。但这是几家大银行的资金总额，并非其短时间内可以动用的流动资金规模。所以当这波一千万元的外汇兑单，几乎在同一时间出售以后，天津外汇市场的汇价立刻便拦腰斩断，出现暴跌之势，亦使汇丰银行为首的八大在华外国银行注意力，均集中到了天津外汇市场上，其流动资金也都纷纷投注于此。

次一日，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北京临时卫戍司令部和京师警察厅联合派出的大批监督代表，迅速进入到北京和天津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外的其余较小银行，对其要求暂停营业一天，实行会计核算审查，要对这些银行过往账目全部进行一次重新审核。

北方金融市场顿时风声鹤唳，各界均认为社会党将通过行政手段强推兴闽票的办法，解决银元风潮，于是乎银元贴水价格不跌反涨，大批投机商也跟着迅速跟进，京津金银市场也陷入畸形繁荣之中。

位于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总部里，黄少通已经做到了总办办公室的那张太师椅上，他面前码放着一人高的账目文件。除黄少通以外，办公室里还聚集了二十多名会计人员和他一起在做审查。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潜实力的确强大，其可以动用的现金虽然不可能和我们党中央相比，但中央不可能把用于重建国家和整编军队的资金，全部拿出来和交通系玩零和游戏。”

黄少通沉声道：“但交通系从梁士诒以下，都是一些半路出家的官僚，缺少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会计团队。这一点是交通系最大的弱点，也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兴闽银行的团队最大的优势……全国上下，只有我们坚持训练和组建了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专业会计团队。”

黄少通本人就是在英国读的计量经济学专业，实际上脱胎于同盟会的社会党人们，不乏华侨和海外留学生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虽然常常被国内外视为“泥腿子”，可真要论起专业知识来，反而是梁士诒这些官僚出身的金融管理者才更为野鸡。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对京津地区各家中小规模银行和钱庄票号，展开全面核算的同时，刚被黄少通接管的中国银行总部及被社会党人接管的新政府的财政部，同时宣布了《华北大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在审查银钱业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基础上，采取验资增资的措施，规定缴验现金和认可的财产最少占70%，以不动产和营业用器具作抵交的不得超过30%。

不能完成验资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都要暂停营业资格，而验资合格被准继续营业的行庄则需要向实际上已经接管了中国银行的兴闽银行交存活期存款十分之一的存款准备金，定期存款也需要交存二十分之一的存款准备金，并按同一比例保持付现准备。

此一举措推出以后，市场上的流动性骤然减少，作为硬通货的银元价格也自然进一步上涨，投机商的狂欢也达至更高高潮。大量验资困难的行庄，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向外国银行求助，希望通过借款渡过危机，但由于天津八大外国银行此时都受到那波一千万元外汇兑单的影响，流动资金都用来稳定外汇市场，少有银行主动借款给这些中小规模的行庄了。

此外，由于黄少通从南方带来的那支久经考验、实力强大的会计团队，这些行庄绝无可能依靠胡乱拆借，或者依靠利用汇票、支票、本票等票据来粉饰账面。

大概同一时间，京师警察厅发起的反霸运动也波及到了北京过去十分繁荣的金银首饰行业。在基层工会和金银首饰工匠们的帮助下，一大批弄虚作假的金银首饰业行霸被逮捕，约有三十多家首饰店暂时歇业。且，被整改后的金银首饰店，都被规定，除了出售制成品以外，不得私相买卖金银，也不得直接向个人收兑金银原材料，如此市面上的银元贴水价就持续上涨，投机交易也更显频繁活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