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谋求新政府中的大多数位置，专注于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整合，并迫使新政府支持共和党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这原本就是党内之前达成的统一立场。

因此在吴川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之后，委员们也就停下了对于新政府组建人选的不满议论。不过也还有委员向梁廷栋发问道：“那么总统的人选确定下来了吗？”

虽说吴川之前已经强调过数次自己不会接任本届总统一职，但是还有不少委员是希望吴川能够临时改变主意的。不管从哪方面看，吴川接受总统一职对于共和党都是大有好处的，至少是提前确立了共和党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不用再和什么中华革命党、进步党、民主党这些小党去协商什么了。

到了1918年，党内对于民主选举制度已经不那么感冒了，一方面固然有对民初国会选举选出的一群不干实事的议员的反感；另一方面则是共和党至少已经在东北坐稳了执政党的地位，党内开始习惯于现在东北的政权组织方式，而不愿意去做太多的改变了。

共和民主的原意，不过是一群被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权内获得一席之地，从而能够在政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保卫自己的财产。原本共和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想要和贵族地主分享权力，民主的意思是上层阶级每个人都应当有权力说话。

所以共和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但是现在共MTODMw和党已经站在了政权的最高处，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去支持共和和民主，让一群毫无力量的人来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反而是最为符合他们的需求的，连党员都不是的人自然没有权力要求什么民主。

由此，共和党组织的扩大，统治地方的扩大，都意味着党员权力的扩大，他们自然也真心的希望吴川能够更进一步，从而把党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去。

不过很显然，吴川并没有满足他们这点小小的期待，梁廷栋很快就回答道：“在我们允诺不再对湖北革命者被屠杀事件追查下去后，黎元洪已经宣布退出总统的候选。这样一来，总统的候选人只剩下了两人，段祺瑞和孙中山。各党派代表将会在6月29日进行投票，他们中赢的那个将会担任总统，输的那个就会成为副总统。”

徐景魁皱起了眉头说道：“孙中山至少还是革命的，但是段祺瑞比袁世凯还要保守，让这样一个人担任总统，真的合适吗？耿谨文同志是怎么考虑的？”

梁廷栋回答道：“谨文同志认为，作为北洋武力派的代表人物，段祺瑞不适合在徐世昌政府内任职，否则徐世昌未必能够压制住段祺瑞。

虽然我们对于这个政府期待的并不高，但是至少一开始还是得让它正常的运行下去，否则事事都要我们出面给徐世昌背书，那么最后这个政府的垮台不可能不让我党受到影响。

所以，支持段祺瑞去竞选总统，比让他担任陆军部长造成的破坏要小的多。另外，虽然我们支持了段祺瑞去竞选总统，但是他也未必选的上。

因为我们对于北洋的支持，黎元洪的退出，中间力量正向着孙中山靠拢。只要我们不出手破坏这一趋势，29日的推选中，孙中山大概率会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谨文同志认为，这样的结果将会使得北洋集团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再无媾和的机会，方便我们改造、消化北洋集团。”

孟继周则提问道：“那么孙逸仙博士如果接任总统，是否会接受当前的徐世昌政府而不插手政府事务？他虽然没有段祺瑞的实力，但是作为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却更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我担心徐世昌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许会在我们和中华革命党之间首鼠两端。”

梁廷栋迟疑了数秒后说道：“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性，毕竟徐世昌在北洋集团中以圆滑著称。不过总统最初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是我党的吴川同志和副总统黎元洪，只是在吴川同志和黎元洪纷纷退出总统候选之后，才轮到了段祺瑞和孙中山。

因此在最初划分总统府和政府之间的权责都四武浙川成时，中华革命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把目标放在了如何限制总统权力的问题上，根据现在各党通过的政府组织法，总统府对于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孙中山接任了总统职位，他对于政府的影响力也只局限于签字权，只要政府不向总统府请示，那么总统府就无权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而在专门委员会的指导下，政府的法令在专门委员会附署后一样是可以生效的，无非就是加一个时效性而已。

所以，孙中山如果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那么就没法干涉政府行事；如果他不肯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那么我们也无需再理会总统的命令。当然，作为中华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还是能够通过党内组织对政府内部的党员下令的，不过这属于规则之内的合法斗争，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斗争的方式。只是，当前的总理负责制总理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样的斗争还动摇不了新政府的运行…”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大钊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比起第一次参加党的中央会议时他显得要沉稳了许多。因为党的中央会议和他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党的中央会议并不避讳探讨革命理论，但是探讨这些革命理论的前提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同党的对外宣传活动中主要宣传革命理论和揭发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压迫实证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会议上大段复制革命理论并不能引起其他委员们的支持，他们只会觉得你过于教条主义了。毕竟，理论如果不能指导实践，那么肚子里有再多丰富的理论也只是一个两脚书橱而已。而一旦各位委员认为你并不适合实践工作，那么你就得不到资源，也没有工作可做。

在这种环境中，李大钊也渐渐意识到，并不是入了党就可以成为一名革命者的，你还必须要经受的起党内的争斗，从而获得革命的资源，这才能够真正的去实践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第一位的，对于那些连本职工作都不能胜任的同志，不要说插手其他同志的工作，就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未必能够保得住。

就这一点而言，共和党内的斗争实际上要比北洋团体和南方革命党内更为激烈。因为共和党内所有的资源都归于党而不是个人，今天你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调动多少资源，等你离开了这个位置，那几乎就不能再调动一丝一毫了。

而不管是北洋团体还是南方革命党，资源都是党员入伙带来的，只有少部分才是党所拥有的。你可以开除一个党员或一个将领，但是你不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资源留给继任者。北洋团体的兵为将有模式，南方革命党中也不少见，否则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也就不会乏人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