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带着不安心情进入陕西的张绍曾，按照他在满清时代对官场留下的印象，在朝廷力所不及的边疆区域，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基本很难获得地方势力的认同，政令不出官署基本就是正常操作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对中央的服从就已经算得上是温良了。

只是当他在8月3日在西安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三秦父老的热情迎接，丝毫没把他当成是外人。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李仪祉解开了他的疑惑，“洛阳到西安的铁路修通之后，西安运输棉花到南通的运费就从每担10元降低到了每担1.04元。

去年棉价甚高，今年省内大量耕地改种棉花，眼看着新花长势良好，供销社和外地棉商纷纷入陕收购，一担皮棉已经从去年的24元涨到了25、6元，陕西 父老怎么能够不欢迎共和党呢？

再加上，大家都听说了，共和党不仅要修通西安到兰州的铁路，还要修建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安到榆林、山西的铁路，和投资兴建关中水利。大家现在都把张委员你当成了陕人的再生父母，哪里还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你呢？”

张绍曾于是给长春发电报说，“陕人并不难治，只要我们多修路，多修水利即可。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则关中的鸦片种植也可尽快铲除了。”

关中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不仅适合于农业，同样也适合于鸦片种植。陕西的鸦片种植从晚清开始就相当的猖獗，几乎没有一个县不种的，晚清时陕西一省的鸦片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当地有“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谚语。

镇嵩军在河南靠鸦片种植养活军队，陈树藩等陕西军阀同样是不甘落后的。陆建章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在陕西搜刮到上千万元家私，大多是靠着从鸦片种植及贩卖中抽税得来的。对于共和党来说，消灭鸦片经济不仅仅在于改善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同样也有切断军阀财源的意图。

因此吴川和张绍曾就陕西事务交换意见时，就着重强调了对于陕西鸦片经济的打击，要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对于乡村的控制权，就不能让陕西继续成为鸦片王国。

于是同时，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也开始了调整。随着共和党势力向华北地区的拓展，原先在关外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有些不大适合了。

在关外，共和党是先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大工业来控制乡村和城市经济，从而再控制地方上的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虽然吸纳了不少民主人士，但是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公有及集体经济成分完全压倒了私有经济，因此革命委员会中完全是共和党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分散的私有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共和党集中公有及集体经济的资源投入到既定目标上，失去了经济上牵制共和党的能力，军事上又被共和党完全垄断，那么在政治上他们就只能从属于共和党了。

但是关外的模式却不能简单的在关内地区进行复制，就如同宋云桐所说的：“河北地区一般要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是河北的人均耕地也就4亩。山东、河南地区大概4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但是这两省的人均耕地都在3亩上下。

因此我们不管如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都没有办法在关内建立起以国营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而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即便建成了也远远不及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因为关外的集体合作社人均土地至少是关内集体合作社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关内的集体合作社在短期内不会提供过多的富余农产品给我们，因为他们会把大部分农产品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内乡村的富农才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提供农产品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过大的扩展在乡村中的打击对象。至少在关内的工业基础完成以前，我们还需要乡村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供应市场，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从关外调拨粮食入关了。

根据东北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华北的工业化一旦进入提速阶段，东北的粮食产能未必能够满足快速扩大的城市人口需求。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粮食储备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宋云桐的主张还是获得了不少党内同志的支持的，特别是他们也担心被苏俄拖入到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去。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势，令不少党内同志感受到了战争迫近的威胁。虽然梁廷栋、李大钊等人并不认同宋云桐对于乡村改造的妥协立场，但是面对苏俄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又协同英法试图出兵西伯利亚的势态，他们也只能认同了对于关内革命委员会各级编制的改革。

到了八月中旬，共和党的外部环境终于有所改善的时候，对于革命委员会体制的改革方案也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草案。虽然是宋云桐提出的主张，但是草案的拟定却主要是梁廷栋和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一草案的重点，其实是对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调整和建设。

革命委员会在关外依赖于大工业和国营农场，能够快速的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是依赖于党在大工业和国营农场内的健全组织。但是在关内就行不大通了，因为关内的大工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国营农场又缺乏条件，至于各类集体合作社，在形式上又过于分散了，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对于这一点，梁廷栋和李大钊也是深有感触的，他们认为，“虽然关外地广人稀，看起来要比关内的行政管理更为麻烦。但是关外的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系统、通讯广播系统极大的改善了管理环境，使得关内需要三五个人数日才能完成的对乡村的宣传通讯工作，在关外只需要一个播音员广播上十多分钟就完成了，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为了能够提高关内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效率，让党的政策和指令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到基层去，梁廷栋和计划委的同志也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先是收集关内各省各县的资料，然后再根据国外及地方上的经验，完成了这一版的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