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这道旨意下来后，李邦华和阮大铖等南方籍大臣皆松了一口气，而不再担心自己家族子弟没有了科举入仕的机会。

阮大铖也因此更加积极地写起宣传北伐对汉人很重要的戏剧来。

当然，阮大铖写这样的戏剧，倒也不是因为他真的支持北伐，而是因为，他想讨好皇帝。

他知道，皇帝是想北伐的。

而他能够成为礼部尚书，也是因为他关于宣传北伐的戏写的好，听皇帝的话，愿意为皇帝做宣传士大夫黑料与批评士大夫以及批判建奴的事。

要知道，本朝大多数士大夫都是不愿意宣传士大夫黑料的。

哪怕是改革派。

支持朱慈烺改革的范景文等大臣。

他们毕竟也是士大夫，所以一般也不会主动提起士大夫的黑料。

他们最多只是在逼着问的时候坦然承认自己士大夫里有小人，然后决定以身作则，纠正士风。

饶是李邦华上次主动提起降表，也只是因为反对改革的文官拿士大夫道德水平更高所以该优待为由来反对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他才不得不主动提起了降表而已

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不仅仅不会主动批评自己揭露自己的罪恶一面，甚至对抨击鞑虏、揭露鞑虏罪恶也不是多积极。

因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对什么民族矛盾没那么大兴趣。

原因很简单。

谈民族就意味着讲同胞之情，讲同胞之情就意味着要把自己民族的百姓更当人看。

而把自己民族的百姓更当人看，无疑会意味着不能剥削压榨的太狠，不能奴役的太狠。

所以，谈民族大义，无疑相当于让地主们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枷锁。

但凡，不想束缚自己奴役百姓之程度的地主，都不会愿意主动这样做。

哪怕他们学的圣人道理也强调民为邦本。

而他们，宁肯接受统治者更不把他们当人看，也不能接受统治者太把百姓当人看。

如元朝统治者把汉人都置于地位等级中的末等了，他们都能接受元朝的统治！

乃至在元末，许多汉人地主还会主动舍财募兵为元朝统治者平定农民起义军。

就因为元朝虽然把他们汉人地主置于末等，但也更加不把汉人百姓当人看，所以，他们还是能接受的。

另外。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历史上建奴彻底统治中国后，有个姓何的汉人官员认为满清给汉人绿营士兵抚恤银太高，竟不惜犯颜主动要求顺治皇帝把汉人绿营士兵的抚恤银削减一半，原因就是，他觉得满清朝廷太汉人绿营士兵当人看了，导致他们这些汉人地主都不好太压榨自己的汉人同胞。

因为压榨的太狠，会导致这些汉人去加入绿营。

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因而，地主阶级这个阶层本身对民族大义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能不能更加彻底的奴役自己的农奴，而最好是回到周礼大行的周朝时代，那样佃户完全就是奴隶，自己这个地主就完全是奴隶主，彻底受自己控制。

而这片土地素来都是农耕文明为主，统治阶层中地主占主要成分。

大明也不例外。

所以，大明的士大夫也多是提倡周礼，动辄以奴隶时代的思想为礼法标准，也动辄宣传奴隶时代的君王为圣君，什么尧舜禹汤的。

同时。

大明的士大夫也多对外族没那么反感，乃至很多都有入中华者则为中华主的思想，而只想强调天命君臣，不想强调国家与民族。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是地主。

当然，也不是所有地主出身的士大夫都会这样。

因为任何时代都会有背叛阶级的个人。

而且个体从来都是复杂的，有破家为国的，也有为个人权力野心不惜卖国的。

当然，前者到底是少数。

而真正愿意主动宣传士大夫黑料和批评士大夫，乃至宣传民族大义的士大夫就更少了。

很多在乎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都不愿意提这方面。

但偏偏没有原则的小人阮大铖是愿意的。

只要有好处，他别说骂士大夫，骂他自己，他都乐意，因为他早就不在乎什么廉耻。

不过，阮大铖愿意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多高尚。

而是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在阶级利益与他个人最大利益一致时，他会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会在皇帝只让会试录取浙人时为自己乡人说话，但他在阶级利益与他个人最大利益有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背叛自己的阶级。

阮大铖作为士大夫阶层中个人品德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很差劲的人，自然很了解士大夫们最脏的事，偏偏他还才华横溢，所以他写出来的揭露士大夫丑恶一面的戏剧通常是入木三分。

阮大铖很快就又写出了一关于魏藻德、周钟等权贵士大夫跪迎闯贼的戏，且直接取名为《献降表》，而将此献给了朱慈烺。

朱慈烺看后当即拍手称好：“阮卿这文采真正是没得说！”

“唱词既通俗易懂，念起来也朗朗上口，而且骂的也非常到位，关键到后面，也把苟安派的官员骂的非常狠，言若建奴当年南犯成功，则苟安者必是跪降者，真正到位！”

“当立即排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