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子虽然“回收”了被红军俘虏的嫡系主力，事后一查才发现，除了对卫立煌部还算客气，所俘部队只要愿意，皆全部放释回。而被俘汤恩伯部和罗卓英部，部队中的技术兵种，如炮兵、机枪兵、维修兵，红军是一个都不放......
南京国民政府这段时间虽然重整了十三军、十四军、十八军，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兵力恢复至原样。可是装备嘛......
三大中央军嫡系主力，火炮、机枪加起来比杂牌军多不了多少，步枪方面一半的人全是拿着汉阳造，逼格掉个精光。
河南战役爆发时，常凯申其实根本调不出多少象样的部队赶去救援，而他手下的这帮人也在不久前被打怕了，离河南最近的几支部队，在接到常凯申的出兵命令时，也是想尽办法各种磨蹭。
也幸好红军动作太快，关麟征也跑得快退得快，没等他们被常凯申逼得入豫，河南战役就结束了。
河南战役雷声大，雨点小，红军除了占据河南全境，手中又多了一个省外，歼灭的常凯申的主力部队极少。
不过事后的余波，倒是让常凯申怒得又在那儿大骂：“杨虎城通共！”
为何？原因是杨虎城在八月后，他不搞二五减租了，而是学红军，和东北军一样，在河南搞土改啦！
二五减租，不是杨虎城的“独创”。
四一二事变后，著名的四一二参予者，国民党内部有名的反共狂人，主持“清共”，再“根坏苗白”不过的反动份子张静江，当年也主持过“二五减租”，结果迎来的却是全体士绅的叫骂和反感，并被诉责为“共产党卧底”，最后根本搞不下去不了了之。
而杨虎城一样遇到了张静江当初的尴尬，甚至犹有过之。
利益受损的士绅，当然不满意。但同时他在普通民众中间，同样也没有讨到好。
原因很简单：洛阳、陕县、南阳这三处西北军的控制区，全部是实行“二五减租”，可是在这三地边上，紧挨着的红军控制区那儿，人家却是在搞土改，直接分地了！
两边一比，当地的普通民众，自然都眼红红军，很想跟着红军走。虽然杨虎城也曾想当然地用“士绅们看到边上红军控制区的同类的惨状转而支持我”这样的想法自我这么安慰。
可是他也不想想，他的控制区的西面，那是湖北，是常凯申的地盘。这些士绅们只会往西看，哪里会盯着东边看。
入夏之后，河南开始收成。收税的时候，和红军的控制区，一分田就马上尝到“土改好处”的农民个个都念红军的好。由于今年河南闹旱灾，收成极差，红军直接免了粮，大批农民勇跃投红。
而杨虎城这边，从老百姓到士绅，全体都是厌厌不满的模样，两边全不讨好。
“我他妈的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那一刻杨虎城就后悔了，而手下这帮人这时也不停地鼓动他学东北军“打土豪分田地”，于是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照办了。
杨虎城手下的西北军将领，大多数并不是真的革命者。只是这帮人在陕西穷惯了——套用大家能听懂的话，就是眼红了，把红军的那一套视为“工具而不是理想”。
杨虎城是想通过二五减租在士绅和普通农民中两面讨好，不把事做绝。
而他身边这些“关中刀客”出身的将领们，却更实在一些:打土豪，兄弟们大块分金吃肉，百姓分地，军队也有了足够的饷银，大家都有好处。他们本就是关中刀客出身，又不是河南人，没必要在意河南士绅的想法。
好听点，叫“纯朴的梁山好汉式”的作风，难听点，就是传统农民起义的老一套，而用更革命一点的话来批判，那就是“未来等着要被肃反的革命投机者”。
起初杨虎城还是犹豫的，但是抵不住身边这一群关中刀客出身的将领和混在他们中间中下层的地下党的游说，大势难阻之下，西北军的控制区，也在收获季开始时，开始了土改工作，一时间整个河南瞬间转红，底层民众都叫好。实际上他不土改也不行，今年河南大旱灾，收成很差（最差的地方只有往年三成收成），老百姓都刮不出油来，只有士绅手里有粮，杨虎城想不打土豪都不行。如果再搞什么二五减租，信不信当地的农民直接投红反了？
事后发生在西北军身上的事传到了太原，李润石主席和伍豪都听到了事情全部的经过，两人相对，沉默了许久。
伍豪道：“不管怎么说，杨虎城将军，在这事上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而李润石主席，则在心里轻叹了一声，他却想起了过去十年里，发生在各个根据地里的那些事，以及和黄克谈过的事。
四一二后，南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当时红军的队伍，充满了大量象杨虎城部这般的“旧军阀”转变过来的红军。
比起杨虎城手下这群充满“投机”味道的“转变”，当年的那些人，却是真的提着自己的脑袋，放弃了“更好”的选择而参加革命的。
他们都是真的革命者，只是身上还洗不掉一些旧军阀的气息，有人走得更快，有人走得慢了，走得快的人觉得走得慢的人拖了后腿，再加上从苏联回来的人，自以为自己是走得最快而你们都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然后也就有了后来的那些“红军杀红军”的悲剧。
这中间，有人是为了理想，真的在肃反纯洁队伍——但是本事不够，愚蠢却积极地乱来。
有人是藏了私心，把肃反当成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滥用，如张国焘。
肃反纯洁了队伍，但肃反也杀了不少自己人，留下了无数的后遗症。哪怕到了七八十年后，和肃反沾上边的执行者，都是死后骂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