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大林在得到第一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当晚是开心地喝了一大杯伏特加。
出于报复常凯申的心态,斯大林指示苏联特工在各国媒体多报道此事。把前后的反转变化一事,当成国际笑话广泛宣传,让常凯申的脸直接丢到国际去了——也幸好常凯申手下怕他知道此事后气得杀人,联手装傻瞒着他......
心情极佳的斯大林,在把电报递给廖贝舍夫,让他也看看过瘾之后,他对秘书道:“这份电报的内容,一定不是中国的那些老同志想出来的,极有可能那个神秘的海蛇手笔。”
廖贝舍夫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因为这电报的内容,太调皮了。中国的那些同志,都很正经,会提出这么调皮的想法的,只会是个很年青,而且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年青人。目前的情况看,也只有海蛇能让他们发出这样的电报了。”
说到这,斯大林脸色一变,露出几分怒意,然后道:“同样是年青人,有的年青人是怀着纯真的理想加入我们的事业,比如那位给我送重要材料的海蛇同志。他虽然年青,却充满朝气,有能力且对革命忠诚,这样的年青人我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他是个年青人的吗?他给我的那些俄文报告,很敢说,很敢讲,几乎是拐着弯在告诉我,你被王明耍了,你被米夫骗了,你象傻瓜一样地被人骗了很多年——”
说到这里时,斯大林冷冷地自我嘲笑着,感叹着:
“只有年青人,只有不知天高地厚,却还怀着一颗忠诚,纯粹的革命心,没有太多个人想法的年青人,才敢这样对我说真话!你知道吗,这真的太不容易了,廖贝舍夫同志了,我能听到真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斯大林这种一半开心,一半恼怒的状态,却让廖贝舍夫毛孔紧竖,他知道这是他快要杀人的前兆。
“相反,某些人,他们也很年青,心里的想法却太多,太自以为是了......”
斯大林脸上的笑容这时全部敛起,然后下令道:“告诉北平那边,让他们按这份电报上的要求作。要快,搞得热闹些,不要省钱,尽可能多的叫些人去......”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苏联驻北平大使馆,以及上海办事处的特派人员,挥舞着“金戈布”,满世界地寻找愿意去宝鸡抢新闻的记者,洋记者,国产记者,只要愿意去宝鸡,来回的差旅费全包。而这个时期,本着让常凯申出次大丑,打击他在国内威望的日本人,也不遗余力的推了一把,加上各方军阀暗中相助,事情从一开始,就是红红火火。
羊群效应一旦形成,就会越拱越大,英美苏日法意德,几大流氓国家的记者全齐了。如今的宝鸡市,一百多中外记者云集,近百台照机架起等着拍照,热闹得就象是国联大会。
混在远处的戴笠,看着这一幕,也是郁闷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委员长在国际上再次丢个大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这次被常凯申委派到这里来,任务一是审查这些被释战俘,弄清包座松潘战败的真象,二就是不能让这些记者把这事炒大炒热变得不可收拾。可是现在这般中外记者云集的场面,戴笠哪里有办法阻止。
表面上,俘虏释放,是由宋庆龄牵头,可是现在宋庆龄的身后,可是站着整个黄埔系的家属。红军已放出风声:允许所有的俘虏家属前往天水的俘虏营看望。释放一千名普通战俘,只是大餐前的小甜点,后面的家属跟着红军一起去天水探望战俘,这才是重中之重的大戏。
一百多名黄埔校友(战俘),加上他们有关的上千条师生好友关系组成的人际网,即使是特务头子戴笠,也是不愿意和这张网络对抗的。
“老头子,这委屈你就自己忍着吧,我是不想得罪这么多同窗的。”
面对这种无法完成的任务,戴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释放俘虏的过程很简单,杨虎城这边特派出个特使和红军那边的代表稍稍交涉一下,红军那边一挥手,就开始放人。
红军那儿一切顺利,杨虎城这边却出了一点事:早有准备的中统和复兴社的人,立刻在第一时间把这批人圈起来,隔绝了他们和记者外人接受,等待他们的,自然是无尽的“忠诚审查”。
无论是过来抢新闻的记者们还是俘虏,肯定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结局,现场一阵骚乱过后,随着红军那边的代表表示,他们将开放“探亲通道”,保证家属们看望战俘的来去自由和人身安全,同时也欢迎记者前去天水采访后,记者们的注意力,瞬间就被转移了。
然后现场由小乱变成大乱。
几百号人,从家属到记者,直接一窝蜂穿过警戒线,直接往红军的控制区涌,杨虎城这边的人拦都拦不住,也不敢拦。
因为,带头的人,就是庆龄女士!这可是真正的“国母”啊!(民国的,不是共和国的)
她以国母的身份,去看望“中山先生”的“学生”,何人敢拦,何人可拦?
“糟糕透了”
躲在暗处的戴笠一拍头,心里明白,自己下回见到委员长时,被他甩耳光是少不了的.......
幸好,今天头痛的人,并不止戴笠一个。
徐恩增的继任者,中统(此时还不叫中统,叫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不过还是提前用省得麻烦,以后同上)特务吴大钧,如今也头痛万分。
戴笠头痛的地点是红军交还俘虏的地方正在发生战俘家属探亲,大批记者采访匪共之事。
而吴大钧头痛的地方,却是正在修建,即将完工宝鸡—西安铁路线上。一辆货运列车停在刚刚修好的铁路的最前端,靠近还未修完的铁路线只有千米。
大量被临时雇来的民工,正一袋一袋地,将车上装满的粮食,卸下火车厢,堆放到旁边排得密密麻麻的马拉驮车上。
超过三百辆驮车就在在铁道两旁等待,负责维持秩序的,是西北军的官兵。
这些以军粮名义被卸下火车的粮食,并不会运进西北军的粮仓,而是直被拉到红军的控制区去。
这是红军和被俘的黄埔军官的家属达成的交易之一。
红军出钱,黄埔军官家属出动人脉帮他们在天津采购大批粮食,通过铁路运到宝鸡这一线,然后由红军这儿准备好的驮马队接收——理由就是俘虏们的粮食伙食费。二万多名战俘,每天的粮食消费量是天文数字,为了养活他们,其实红军也很头痛。通过家属买粮,顺便可以为明年的大灾荒作准备,正好一举两得。
偷卖粮食给匪军,这可是大罪!
但如果这是作为交换俘虏交易的一部分,则是另外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统还是复兴社,在早早地知道这事后,谁都不敢惹众怒偷向常凯申报告,反而难得的双方联手压下此事,假装不知。
大家都不蠢,一百多个黄埔军官组成的关系网,没有人愿意平白地得罪这样的势力。
负责交接的杨虎城一系的负责人,则是心情复杂。
作为帮忙中转的他们,倒也不是平白干活,中间可以抽点水拿好处的,甚至杨虎城本人也有一份。
几十车皮的粮食从火车上卸下,以极高的效率被装上运粮驮车,很快被运走。这只是第一波,以后还会更多。沿途一半是由西北军保护,进入红军控制区后由红军负责押送。这只是发生在宝鸡附近的。
至于西安那儿,西北军则是直接把库存的粮食卖给陕北红军,然后用新近运来的粮食填补自己的库存,没有损失还有额外的好处。至少,这些黄埔军官家属买来的粮食,质量可比西北军自己吃的军粮要好多了。
“那帮共匪,不敲诈家属,反而贴钱买粮?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些交易都无法瞒过吴大钧,但他和戴笠一样,为了不得罪庞大的黄埔系,也只能捏着鼻子对着常凯申联手瞒下这事。
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世界,实在太黑暗了,连做个特务都不容易啊!真不是人们想象中那般,想抓谁就抓谁的。
当数百名黄埔军官的家属和上百名的中外记者,在宋庆龄的带领下,一窝蜂地朝天水而去时,有两个人的生命,这时也走到了尽头。
被从小黑屋里拉出来的时候,米夫和王明,都几乎认不出彼此。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他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无尽的审问,无尽的熬问,无尽的羞辱,还有无尽的酷刑。
没有什么,比戏耍领袖,污辱领袖,污蔑领袖,更恶劣也更致命的罪名了。
所以在卢比卡扬“喝茶”的时候,两人都遭遇了特别地对待。
其实一起受罪的,不止是他们,莫斯科的王明、米夫的死忠,这段时间都被挨个审查,请喝茶。王明的妻子,也在被审讯和遭受酷刑的行列中,或许她是冤枉的,可是过去几年,王明在莫斯科最风光的时候,不也打着“托派”的罪名,疯狂地迫害着反对他的同志,把大量的“自己人”送进监狱甚至杀害。
现在,该轮到他来品尝这份滋味了。
对于这种能让斯大林同志开心的事,契卡的人也是非常乐意地抢着完成的。
两人干的那一堆见不得光的脏事,也被人一件一件地揭出来的,其中也包括了28.5中还在苏联的那些人。
有的真的是他做的,有的是受不了酷刑开始乱咬,有的是为了洗清自己顺着审讯的人需要在咬。
针对中国留苏派的新一轮的大清洗,正在进行中,斯大林同志正准备在近日,向中国方面发电报,通告此事。
而口号也已经准备好了:清理王明遗毒!
王明的徒子徒孙,在苏联的,要清洗。去了中国的,也要清洗!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
王明和米夫,被拉到了一间小黑屋里。
一个审判员,一个执行者,外加数名助手,正在那儿等候他们,埋尸体的坑,也已经在外面挖好。
那审判员开始念二人的罪行内容时,无论是王明还是米夫,二人的脑海里的第一念头却是
“终于要结束了吗?”
无尽的囚牢与酷刑折磨,已让二人的神经麻木得连死亡都不怕了。被拉出囚房的时候,两人的手上脚上,都戴着重铐。
审判官念的是什么内容,什么罪名,就象流水过镜,几乎没在二人的脑海里留下印象。反而是最后执行时,几个全程黑着脸的内政人民委员部干部上来,开扒掉二人身上脏臭的囚衣时,二人才惊恐的回过神来。
剥光了衣服枪决,这是契卡处决罪犯时,对罪大的恶极的“叛徒”最为羞辱式的处决方式。
“不,你们不能这样!我要见斯大林同志,我是冤枉的,冤枉的!”
王明突然从无尽的麻木中清醒过来,惨叫着,挣扎着,但还是被人轻松地按倒在地,扒掉衣服,扒掉裤子,光溜溜地躺在冰凉泥地上。
“我要检举!我要见斯大林同志!我只是傀儡,我只是被人玩弄的政治傀儡!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真正的黑手不是我!那个人,那边那个人他才是.......”
怦!怦!怦!
安静了!
怦!怦!怦!
又是三声枪响,米夫那边也安静了.......
拖走,冲水,扔坑里,埋土,一切完结......
王明的时代,结束了!
张国焘死的时候,还有个恶趣味的人躲在远处,拿着数码相机拍下了全过程。几十年后,那里还会成为“历史遗迹”,任由后来者过去凭吊,拍照留念。
但王明,他就这么死了。埋他尸体的地方,也埋了很多大清洗时被杀的人,罪名,或者是叛徒,或者是特务,或者是托派。
斯大林枪毙王明时,使用的罪名,也是叛徒,和张国焘一样。
两天后,位于天水的红军总部,接到了莫斯科的来电。
电文自然是用更换后的密码本发的。
而送来密码本的,自然是伪装成外国记者的苏联特使,同时他也是一名根正苗红,再正宗不过“内政人民委员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