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当大使。

说起来也是有意思，蒋作宾是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士出身，是第一位把日军陆军操典翻译成中文，还当过陆军部次长的军事人才，在北伐之后却开始当起了外交官，先去了魏玛德国，再来了日本帝国。

更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日派，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就宣称日本会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所以他就来日本“深入敌营”了。

很没有意思的是，蒋作宾是被抗日四大惨案之一的重庆防空隧道惨案给气死的。

1941年他已经缠绵病榻，看了新闻之后就问旁人：“为什么警报解除后不马上开门救人，却要让人民闷死呢？”

有人告诉他：“进去的人只晓得抢黄金财宝，哪里还去抢救快断气的人？他们用耙子把人们拖出来，往卡车上一扔，拖去埋掉了事！”

他听到了事实真相，那是气得痛哭流涕，年底就病逝了。

所以我们倪神仙用尊敬地口吻道：“雨岩公，倪某这一次来访真的是辛苦你了。”

“倪副委员长，职责所在，说不上辛苦。”蒋作宾只称呼他官职，显得并不是很热情。

然后他就开始介绍日方的主迎者——文部大臣，田中隆三。说来也巧，这位文部大臣和后世的一位“鬼子专业户”同名同姓。不过这位田中大臣在历史上真的确有其人。

（笔者注一下：慕容查了老半天，才查到“1931年7月1日，内务省、文部省在东京联合举行了“元寇弘安之役六百五十年纪念会”。文部大臣田中隆三等两千余名参会者“借机一同盛唱元寇之歌”。）

接着是副迎者——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这位仁兄倒是八面玲珑，在田中内阁和滨口内阁都挺混得开。

实际上，日方也相当重视倪大野的这次访问，但是他到底不是国家元首级别的来访者，最高也就是副部级官员。根据外交对等原则，滨口首相根本没必要来迎接他，派出高半级的文部大臣和同级的外务次官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

这两位“大官”之后，就听蒋作宾指着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介绍道：“倪副委员长，这位是黑龙会的会长头山满先生。”

还别说，头山满这位“天下志士”和“浪人头目”长得慈眉善目，文质彬彬，难怪被称为“亚洲的托尔斯泰”。（此处应该有头山满的照片）

“头山先生，您这位前辈居然来迎接我这个晚辈，实在惶恐。”我们倪神仙不敢怠慢一个四十五度鞠躬道。

头山满一脸慈祥地道：“倪先生，当年鄙人在此处送别令姐夫孙逸仙去中国革命，如今鄙人来此处迎接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此言一出，周围都有点冷场了。这个老家伙居然把我们倪神仙抬得和先总理一样高——看他这个样子，还应该是真心实意。

“前辈此言，愧不敢当。”倪大野赶忙打了一个哈哈道，“头山先生，我改日一定登门拜访，聆听前辈的教诲。”

然后我们倪神仙见了中国驻日大使馆，日本文部省、外务省还有首相办公室的一干随员，还有“日活”的一帮合作者……

“东乡君，你果然‘触电’了哈哈哈。”倪大野十分亲切地和东乡重武说道，“我还看了你的《国士无双》，演的不错。”

“哪里哪里，不是倪先生的提携，我也不会加入电影行业。”东乡重武笑容可掬地道，“倪先生，我们日本剑道界也准备为阁下开一次赏剑大会——稍后再和阁下戏说。”

“哦，竟有此事？日本剑道界的朋友实在太作——那个热情了。”我们倪神仙笑得那是更加开心了。

而排在“日活”后面则是“大野企业”日本分公司的干部。

为首的三旬男子操着大阪腔道：“倪总裁，属下松下幸之助，代表日本分公司全体职员欢迎您的到来！”

“松下君，我知道你。”倪大野拍了拍此君的肩膀，也用大阪腔道，“你的名字真是起得好。希望你幸之助成为我们大野集团的幸运和助力！”

废话，他当然知道松下幸之助这位“经营之神”，就是此君创立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等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制度——嗯，不愧是一个大阪人。（此处应有松下幸之助的照片）

不过呢，如今这位“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制造所还是一家专门生产插头的小公司，所以我们倪神仙派出“猎头”，用重金狠狠一挖，松下幸之助就成了他的部下——毕竟他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能赚5000亿日元不是。

见完了这些迎接者之后，便是他访日的第一个重头戏，演讲。

但是呢，这个重头戏也没啥好说的，他的演讲也只是中规中矩地回顾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如头山满这样的日本志士支援中国革命的历史——当然啦，这点谁也无法否认不是。

至于“济南事变”，他比喻成舌头和牙齿打架，并作为当事人希望中日两国忘掉这次龃龉，还要牢记“唇亡齿寒”的典故——当然啦，他不这么说也不行。

最后呢，他就展望了一下中日携手共建大东亚的美好前景，并表示自己愿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终生——当然啦，他真的是“奋斗终生”，以至于日本人民都认为他是“老朋友”。

做完了简短的演讲之后，日本的记者们一拥而上开始了提问。

“倪先生，你在‘济南事件’中‘暗杀’了我国十二位陆军将领，你自己是怎么评价的？”

对于这个早就有所预料的问题，我们倪神仙微微一笑道：“其实，我不仅‘暗杀’了贵国十二位将领，还造成四位无辜美国修女的死亡——但是米国人民组成的陪审庭裁定我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