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年终总结大会的开端，四人团齐聚旅部召开常务会议，今天还多了玛努和将志明。

还没到人事议题，二位“新人”还需旁听一会。

第一个议题。

张扬：“我们接受了西北军区的编号，要不要从旅级升级到军区？”

缅共总部对外宣传军事力量，战果，九旅的战功，成为总部的功劳。

毕竟是中央指挥下，西北军区才打赢的。

根据地埋头苦练内功，没有对外鼓吹武力，和内地的公文，依旧用九旅的公章。

外界的声音，张扬全当听不见，反正好处拿到手了，跳得高的自动挡枪。

四人团早有共识，那就是西北军区的名号，不要白不要，但也只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头衔。

军区内部保持不变，依旧保留原有架构，在九旅的框架内扩军。

张司令的头衔，听起来很美，但也就那样。

实力不到位，强行戴帽，就是沐猴而冠。

张扬为首的军官，大多只在春城军校接受半年的军官教学，指挥一个营合格，指挥一个旅（加强团）够呛。

认清自身实力不足，那就老实练兵，贸然升编，只会让部队作战能力下降。

实力够了，再称王拜将也不迟。

更现实的问题，全旅都一条心搞建设，大家没想着升官发财。

突然间，旅长都变司令了，那下面的营长、连长、排长，是不是也该高升一级？

不管纪律性多强的战士，在一个集体里必然会竞争，竞争无非就是职务、荣誉。

凭什么你当司令了，我职位不变？又或者隔壁营的升官了，凭啥我职位还是不变？

人心是不能琢磨的，为了避免内部思想混乱，影响团结，索性就保持不变。

首长不当大官，全体指战员待遇保持不变，大家也不用瞎琢磨，安心搞建设。

不升编，不代表不加强作战能力，随着形势的发展，旅部决定再次调整九旅编制。

西北军区第九旅，设立旅部为指挥核心，直属参谋部、后勤部、情报部等机构。

作战单位分为，步兵一营、二营、三营，炮兵一营、二营，工兵一营，一个民兵团，一个防空连，一个教导连。

另有特种作战大队，作为直属特种作战力量。

根据地大建从现役抽调大量兵力转化为工人、农民、驾驶员等，现在新兵又未成长起来。

迫于兵力不足等因素，营级单位依旧是二连制。

相比缅军主力营普遍6连制，九旅的营兵力逊色许多，但在火力配置、兵员素质上，则远超缅军。

1977年12月，西北军区九旅全旅4018人，民兵和预备役力量达5000余人。

张扬心中一算，根据地真有一丝先军体制的意味，几乎所有壮年劳动力，都是现役、预备役军人。

先军政策，并没有影响根据地的建设。

自9月起，九旅的名号传遍滇南，10月有一千多知青、农家子投奔九旅。

11月国内传出知青返城、恢复高考的消息，投奔的知青少了一些，但农家子弟来投人数却越来越多。

11月，全旅接收内地青年1852人，12月才过半，就又接收2000余人。

除了年轻人，更多的壮年人来到根据地打工。

滇南各地形成了到根据地打工的风潮。

这个现象越靠近瑞丽江，就越为明显，瑞丽县有的村子，出现全家只留一个干工分，其余人口一起渡江给九旅干活的现象。

这时代滇省各地乃至全国，农村是饥饿的，农民是吃不饱的。

六十年代，国家宣扬人多力量大，农村条件较上个时代，大为改善，且有一定的医疗保障，致使农民普遍多生，五六兄弟姐妹的家庭遍地是。

七十年代末，恰好是60后大批成年的时间点，五六个半大小子的胃口，又有那个普通家庭能喂饱？

没有廉价且海量的化肥，没有庞大且先进的工业体系支持，又遇上人口爆发潮，公社失败是必然的。

落后的滇南乡村，比内地更贫困，到处是吃不饱的农家，贫困落后的面貌，一直到新世纪后才改变。

永远填不饱社民肚子的困境，逼着滇南各大公社放人到南边打工。

打工就是好，拿到工钱就能改善家庭生活，孩子的饭里有了油星。

有了过好日子奔头的农民，谁都拦不住。

各家各户不只当家的去南边打工，连自己儿子也带上，这还不够，要把亲戚都叫上。

一起抱团到缅北打工，互相聚一起也有个帮助。

天大地大，没有填饱肚子大。

一边是现实困境，一边是和根据地合作获利，滇南各级政府只能默许农民跨国打工。

根据地的工人结构，已悄然转变，山民只占不到3成，其余全是内地来的民工。

到12月中旬，内地民工达到8000余人，和根据地已有的人口差不多。

旅部本来担心人力不足，现在是唯恐管理跟不上蜂拥而来的人群。

人力缺乏的局面依旧在，但变成人才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