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宋子文见面只花了不过二十分钟，但是会见他的下一位客人可就不能只花这么点时间了。

就在和宋子文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李谦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客人。

“梁先生，欢迎您。”李谦亲自在门口迎接他，并带着他进入客厅里，然后两人坐下来，仆人端上了茶。

“李校长，上次接到您的信件，说您对乡村建设很有兴趣？”那位梁先生开口道。

这位梁先生，便是梁簌铭先生。他这一阵子正在努力地想要实践一下他的所谓的“乡村建设”的思想。

在外国物资的倾销之下，中国的农村的经济，正在逐步的走向崩溃。这一现象也被中国社会中的不少人关注到了。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几个派别，一类是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农村自己有什么体制问题，而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全中国所有的人团结起来，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就可以恢复中国农村经济的健康。

对于这类观点，李谦曾经这样评价说：“如果每一株小草都能长成一棵大树，那中国到处就都是森林了。但是要让小草长成大树，比让中国到处是森林困难多了。同样的道理，要让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比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甚至比让自己也成为帝国主义，都要困难得多。我从来就没见过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做到过这一点。另外，说这话的人大概是没有认真的学习过物理学，他们不知道要增加一个系统内部的有序性需要什么代价。”

至于第二类观点，自然就是“乱党们”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然后靠这个举动获得的负熵，来组织起农民，然后打更多的土豪，分更多的田地，获得更多的负熵……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意味着要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全都改一遍，嗯，所以他们是“乱党”呀。

第三类观点呢，是承认中国农村纯在问题的。理论上应该通过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但是实际上咱们什么事情都不会干，只是嘴上说说，甚至嘴上说说也还是因为总理说过要“平均地权”。这就是如今的KMT了。

还有最后的一派，那就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所谓“乡村建设派”了。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了农村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不加以改革是绝对不行了，农村的问题却不能再无视，再拖延下去了。但是他们也反对采用激进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毕竟再他们看来，土豪们的田地，那也是合法的财产。而且在他们看来，那些土豪才是改造乡村最能够依赖的力量，毕竟他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懂得道理的“乡贤”嘛。

所以梁漱溟提出了这样的理论：

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指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

而他的同路人晏阳初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愚、贫、弱、私”。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虽然他们的理论在李谦看来是漏洞百出，根本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但是相比其他人，他们至少是在认认真真地打算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虽然他们的实践肯定会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而难以推广甚至难以进行。但是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让那些学习赤脚医生的学生，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实实在在地看到农村的悲惨，实实在在地感到改良主义的越改越凉，他们又怎么会发自内心的认识到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