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有些大学不同，李谦的上海大学，要的学费很低，如果不算书本费的话，每年不过十元而已，如果是特别穷困的学生，甚至还可以申请减免。而课本之类的，是志愿购买的，竟来还可以折价卖给未来的学弟学妹，（虽然这时候，上海大学还没有学妹）也可以收回一部分投资。这个学费不但远低于以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的普遍一百六十到两百的学费，也大大低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的每年二十元的标准。仅仅比北京师范大学要高了。事实上在后来，因为校办工厂的效益相当好，所以上海大学的学生能得到补贴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上海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并列为民国时期最适合穷人读的大学了。

据说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摩登女郎们，在择偶上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就是说北大的学生普遍年纪太大，师大的学生普遍家里很穷，都不是最好的择偶对象，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费更高，能读得起的家里都不缺钱，可以作为备胎养一养，最好的目标嘛，当然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啦。

如今除了是大穷之外，怕是又要加上上大穷了。而上海大学，尤其是他的数学，有李谦坐镇，学历能得到国际普遍承认，要的钱又少，愿意来报考的人自然很多，而上海大学能容纳的学生有限，所以上大的学费门槛虽然低，但其他方面的门槛就必须很高了。比如说上大的入学考试，尤其是数学院的入学考试，在难度上一向是被称作丧心病狂的。

比如说这次招生考试，李谦自己亲自出的题，李谦的感觉是题目应该不算太难，比他当年高考的时候的难度低了不少。除了最后一道爬坡题之外，应该都很简单，李谦觉得这题目要是放在后世，让他当年的高中童鞋们来考，多半每个人都能考得眉开眼笑，至于李谦自己，可能早就提前交卷出去打篮球了。

然而有一点李谦却忽略了，那就是他忘了共和国和民国的教育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差距。甚至不要说那个年代的民国，就算是新中国，不同的年代，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比如说1984年全国高考数学卷，在总分120的情况下，全国所有考生的平均分只有26分。但是这张传奇试卷，拿给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考生们来看，他们的反应却往往是：“好像挺简单的呀。”

除了教育水平本身的提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考试技巧的差距。新中国高考的历史，就是出卷组的专家和全国高中师生斗智斗勇的历史。几十年来，出卷组的专家们挖空心思地研究各种挖坑的手段，然后全国的高中师生们则专门研究如何看出陷阱，躲过陷阱，甚至是反过来利用陷阱做快速判断。

于是陷阱不断地更新，常规的那些小陷阱，对于李谦来说，都已经成了不需要思考，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玩意儿了。但是对于民国时候的，根本就没有经受过任何像样的临考训练的家伙来说，这些陷阱，简直就是伤心病狂。

结果第一轮招生考试结束后，成绩一出来，立刻就让李谦的脑袋大了一号，嗯，总分150分的数学，平均分成功地被他压到了九点五分。据说这次考试，平均分只有9.5分的事情出现后，一些一直看李谦不顺眼的日本人觉得又抓到中国人的笑话了，于是他们弄了一份试卷去过，送回日本去，找了一所中学，让日本的童鞋们也做了一下，然后，日本的童鞋们也都一起哭了，有些试卷最后交上来的时候，上面的字迹都被眼泪冲模糊了一大片，然后日本童鞋们的分数的确还是要高一点，平均10分。

这样的平均分，完全就没有辨析度了，所以从命卷的角度来说，李谦亲自出的这份试卷，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据说帮忙阅卷的陈省身甚至拿着一道题向李谦表示异议：“先生，这道题是不是有点不对劲？这个怎么可能是B项呢？”

李谦看了一眼：“哦，省身呀，这道题把你也绕进去了呀？你看这里的表述……明白了吧？”

陈省身目瞪口呆，过了半天才道：“先生，您在这里玩文字游戏挖坑，这也太坑人了吧？”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上海大学不得不宣布，这张考卷作废，后面会另外安排重考。然后，李谦再次拟了一张试卷，然后拿给陈建功看，让他看看会不是难度上又失控了。然后，陈建功先生表示，这一张试卷大有进步，平均分应该能突破二十分了。结果这张试卷还没拿出来，就被枪毙了。

最后还是陈建功先生出了一张试卷，然后李谦换掉了里面最后两道题，新的考试才得以正常进行。但即使如此，上海大学的入学考试依旧是非常难的，能考进上海大学，就是精英。这也成了上海大学给大家留下的刻板印象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