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形势这段时间变化得格外的快，26年下半年，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到年底的时候，西路军已经彻底打垮了吴佩孚，夺取了武汉，在东路，常凯申的军队也已经拿下了浙江和江苏，占领了南京，兵锋直逼上海。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KMT和我党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了。因为此前一系列的退让，党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党的力量几乎从军队系统中完全退了出去。这使得一旦KMT有什么举动，党就脆弱得缺乏应对的手段。

于是在党内，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KMT那边，“清除TG分子“已经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了，因为我党的一些农村政策，KMT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农会之类的组织，以“维护治安良序”的名义开始枪毙农会骨干了。

而在我当党内，一些更左一些的同志，受到这个刺激，越发地想要在农村推行相对激进的改革，他们组织农会，要求立刻实现“三民主义”当中的“平均地权”。并且加紧在乡间斗地主，分田地，以及组织农会武装。

这些同志的想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既然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那党就必须寻求能给自己支撑，成为自己的力量来源的支持者。中国的正宗的工人阶级其实是非常小，非常弱的，能够给党提供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一些同志看来，KMT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还没有直接反革命，那完全是看在苏联人的卢布的面子上。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尽快拥有真正的能被自己掌握着的力量，所以，包括澎湃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开始在农村组织农会，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因为他们感到局面紧急，所以推行得也的确是有些简单粗暴。

而这个时候，北伐军的整个构成已经和东征那会儿非常不同了，随着“中山舰事件”之后，我党的人员从军中退出，北伐军的上级指挥层已经基本上都是旧军阀人员了，而基层的指挥官也都是“地主家的小儿子”之类的人物了。

尤其是常凯申手下的第一军，更是如此。而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的扩大，这一矛盾越发的尖锐了起来。我党的一些同志，试图扩大农会的影响，在新占领的地区组织农会。而北伐军的不少军官，都是来自这些地区的“地主家的小儿子“。而这些地区的地主本身往往也有人有枪。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越发的难以控制。

一方面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甚至在很多地区，双方已经刀枪相向；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某些同志依旧希望能够弥合双方的矛盾，以免葬送了大革命兴兴向荣的好局面。

在26年底到27年，我党和KMT联合，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工人起义。第一次实际上操之过急，结果失败了。第二次是在北伐军拿下了嘉兴，距离上海已经不远了的情况下进行的。起义队伍一度和军阀武装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但是已经逼近到上海近郊的北伐军却突然停了下来，而原定一起起义，甚至是起义种的重要主力的KMT钮永建的便衣队却突然退出了战斗。结果第二次起义再次失败。

不过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对党组织带来的破坏去也有限，因为孙传芳、张宗昌手下的那些军警自己惶惶不可终日，也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去追查这些事情了。毕竟，孙大帅败局已定，做事情太认真了，万一人家将来拉清单，那可怎么办？

一个月后，北伐军慢慢吞吞地对上海形成了半包围，北洋系的力量开始从上海撤退。于是常凯申的第一军也准备要进入上海了。

而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也在筹备中，党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伍豪同志任总指挥，他党的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国富一起负责领导工作。

伍豪抵达上海之后，当天晚上，上海总工会的汪守华同志带着一位朋友找到了伍豪。

“这不是王九爷吗？快请坐，快请坐。您深夜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来的那个”朋友“正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斧头帮主王九光。

“伍先生，我听说您来上海是打算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王九光坐了下来，直截了当地说。

伍豪看了一眼汪守华，汪守华轻轻地摇了摇头。

“伍先生，你们此前已经有过两次起义了。如今您突然来到上海——虽然您化了装，但是既然您是从码头上过来了，我也不至于不知道——这个时候，您来上海，除了这件事情，还能有什么事情？王某身边也有一些兄弟，愿意帮革命出一把力。”

说到这里，王九光将身子往后一靠，靠在椅子背上，然后道：“永久自行车厂的护厂队，还有李校长地那个联合研究所地护卫队中都有我的兄弟。这一点，汪兄弟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