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北方局的一些人，还有红25军的一些人就联合在一起，对红26军进行肃反，把原本红26军营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包括刘志丹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也不例外。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估计他们就全都要被肃反了。

这次因为红25军的某人和中央一起行动了，而如今红25军的政委是中央红军和红25军会师之后，从中央红军派过去的程翠林。相比以前红25军的同志，程翠林更为谨慎一些，再加上如今的红25军又有一个历史上没有的非常好的物质条件——他们有大功率的电台，可以直接和中央联央系。

红25军承担过冒充中央，吸引KMT军队注意力的事情。所以一套可以冒充中央的电台就是必须了。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功率电台对于红军是奢侈品，但是在这个时空中，因为上海大学附属工厂的存在，电台这东西在红军这里，尤其是中央红军这里，比起历史上，不知道多了多少。

所以，北方局希望能在红26军进行肃反的意图自然就通过电报告知了中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刚刚在甘肃的天水一带击退了马步芳的一股骑兵的攻击，只是因为马步芳手下是骑兵，跑得很快，所以没能全歼这股部队。这一战也让红军感到了成立自己的骑兵队伍的必要性。只是现在他们还只能想想，毕竟他们手中可没有这么多的马匹。

趁着击退了敌军的进攻的空隙，中央在天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过去的军事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今后的行动做出规划。

洛甫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洛甫同志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前期的作战中，执着于夺取成都，不顾客观现实，导致红军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红四方面军在这一过程中，一直违抗中央的决定，不服从中央命令，贸然放弃川陕苏区，这是军阀作风。

而张特立则辩解说放弃川陕苏区，是因为遇到了客观上的困难。他还直接反驳道：“如果说放弃川陕是我张特立不对，那放弃了中央苏区，又是谁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呢？”

然而张特立没想到的是，博古站了起来，大声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团体犯下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我本人就对此负责。”

博古是当时的总书记，他作为党中央名义上的一把手，在丢失了中央苏区之后，都辞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如今他这样表态，言外之意自然是作为鄂豫皖苏区的一把手，张特立也应该为丢失鄂豫皖苏区负责，作为川陕苏区的一把手，他还应该为丢失川陕苏区负责。至于怎么负责，那博古同志不就是个榜样吗？

“你们中央红军仗势欺人！我们遭遇的失败是有客观原因的，而且中央的一些同志，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不熟悉，就随意指责我们，这也是不公正的。徐子敬，你说是不是？”新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苍木颇有些愤怒地道。

同样新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徐子敬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一带的损失，我是有指挥不当的责任的。”

这个话显然不是苍木愿意听到的，所以他狠狠地瞪了徐子敬一眼。但徐子敬并没有什么反应。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确定红军今后的目标和方向。”伍豪开口道，“我们通过在白区坚持工作的同志，获得了一些新的情报。我认为，这些情报对于确定我们的进军方向极为关键。为此，我们也要对红军进行指挥上的统一调整，避免再次出现不同的队伍各自为战无法配合的情况。”

看起来伍豪好像是跳过了追究责任的话题，但是他如今提出的问题那才是最为关键的。在原本的历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仗着兵力优势，在张特立的示意下，苍木提出要调整红军的指挥结构，统一指挥红军，让张特立担任军委主席。最后中央虽然没有同意这一点，却也让张特立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徐子敬担任前敌总指挥，苍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说在原本的历史上，苍木他们提出的调整指挥架构，更多的就是要吞并红一方面军。

但是这一次，双方的实力对比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次伍豪提出要统一指挥，在张特立他们看来，就真的意味深长了。

当天的讨论没有出什么结果。但当天晚上，伍豪和朱玉阶去张特立的住处找他谈了话。而洛甫和吕端则去了苍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