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会议开始前，各种小聚会也是不断。博古等人活动得很频繁，但是效果却并不算特别理想，因为此前在中央苏区，按照他们的办法干，带来的结果大家都还没忘记。如果是李德胜或者是朱玉阶提出要守住湖南，那很多人估计都会赞同，但是因为是博古提这个，所以很多人虽然在心中都想要留在湖南，但是同时又都在心里担忧自己会不会又给博古坑了。

“当初要是按李德胜说的干，说不定现在我们还在中央苏区，而且我们的第五次反围剿说不定都已经成功了呢。”虽然当初，大家大多都支持过博古，反对过李德胜的建议，并将李德胜归入右倾逃跑主义，但是人类的记忆力其实都是不太可靠的，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太记得自己当时其实也是支持博古的，如果等他们活到退休的年龄，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那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当时一定都是坚定地站在李德胜同志那边，和博古的错位思想斗争了的。所以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回忆录这类东西，和日记一样，被认为可信度是相当低的。

这边在准备长沙会议，而在另一边，常凯申下达命令，并且追晋何健为陆军一级上将，号召全党全军以何健为楷模，与乱党斗争到底。同时常凯申也下达了“光复长沙，消灭赤匪。为何主席报仇”的命令。同时还做出决定，特发100大洋，作为给何健遗孀的慰问金。

随着常凯申一声令下，中央军开始活动起来了。原本一直在娄底修整的薛岳开始向着长沙进攻。薛岳的进攻相当的谨慎，速度依旧不快。但是靠着兵力强大，负责牵制工作的二六军团还是难以阻挡他的进攻，薛岳所部大概每概天都能向长沙推进五公里左右，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持续推进下去，大概再有一个月，他就能兵临长沙城下了。

当然如果只有他这一路，倒也简单。薛岳手中的兵力虽然很强，但是此时的红军主力还在，单单是薛岳，也不是不能打。但是陈诚带着汤恩伯也从北边赶过来了。陈诚和汤恩伯从长江乘船，然后进入洞庭湖，接着沿着湘江南下，先头部队来的很快，此时已经抵达了长沙北边的汨罗，并开始在那里构筑工事，而他们的后续部队也在不断的赶来的途中。

虽然国军在长江上的调动受到了一些干扰，新上任的长江航运办公室主任帮一些大人物弄钱实在是太热情了，为了帮助一些大人物做买卖，他把军事调动的优先程度大大地降低了，结果军队不是等船等得要死，就是上了船，到了地方，等码头等得急死。人员什么的随便弄条小船就能上岸，但是其他的玩意儿，比如大炮呀，各种物资呀，这些玩意儿没有码头还真不行，可是码头上，不是停着拉了宋家的东西的船，就是停着拉了孔家的玩意儿的船，要不就是停了更厉害的挂着米字旗的船。

当然，航运的混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九爷在当上这个主任之后，急于把自己的人都塞进各种最有权，也最有油水的部门，这就动了某些人的蛋糕，所以这些人就对王九爷的命令阳奉阴违，故意搅乱航运，好把王九爷赶下台去。如果不是王九爷背后的支持者很有力量，说不定这事情就让他们给弄成了。

后来同样是为了弄倒王九爷，他们甚至故意违背命令，将一些渡船遗留在长江南岸，使得“赤匪”得以毫不费力地就快速渡过了长江。要不是王九爷的朋友拿到了这事情是有人故意陷害王九爷的证据，王九爷那就真的百口莫辩了。但即使如此，王九爷也不得不把这个主任的位置让了出来。

不过即使长江上的航运因为各种原因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航运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实在是最为方便有力的手段——没有之一。虽然常凯申发出命令的时候，陈诚他们还在江西，但是因为长江水道的存在，不过半个月，他们的主力就到了岳阳。

在后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为了不让日本人发挥机械化优势从北向南进攻，常委员长高瞻远瞩，主动发起淞沪会战，让日本人上了当，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了南方水网地带，对中国的进攻也从由北向南，变成了从东向西。

但是先不说日本那个时候，有个P的机械化部队，（德军那时候都没能实现机械化，主要还是骡马化的呢）就算日军真的都是机械化部队，想要从北到南利用机械化部队的高机动优势来打，也立刻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道路条件太差。几乎要全程越野，那个油耗，足以让海军再次威胁要用战列舰炮击陆军的。而且一路南下，物资补给都要靠车辆运输，对后勤要求太高。日本当时哪有这样的国力？

相反，沿着长江西进，一路上都可以利用长江的水运，运输效率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谓的有意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说法，其实不过是某些人先射一箭，然后再画靶子而已。

中央军的主力到达岳阳之后，略作修整，便开始沿着湘江南下。从岳阳沿着湘江南下，基本上都是平原，又有水运来保障后勤，不担心后勤被切断的问题。但即使如此，陈诚和汤恩伯还是走得非常慢。同样是每天前进五公里，然后就停下来修工事。所以他们也是一样，没有一个月，到不了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