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日里诺夫点了点头道：“关键是肯努力，愿意吃苦。老实说当一个好的工程师，并不需要太多的天赋，认真、细致、肯吃苦就够了……”

于是学生们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所有被预招生进来的学生，都立刻被塞进了一个叫做“预科班”的玩意儿里面，开始了他们的地狱煎熬。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然后是半个小时的晨跑，然后是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六点半开始上第一节课，整个上午一共有四节正课和两节练习课，接着是四十五分钟的午饭，一小时的午睡，然后就又是下午三节正课和两节实验课。接着是四十五分钟的晚餐，晚餐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就是三节晚自习，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然后就是四十五分钟的时间用于回宿舍和洗澡。十点四十五，会有工作人员查寝室，所有学生都要上床睡觉，以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来恢复精力，以应对第二天的学习。

预科班每个月放一天假，四个月之后进行毕业考试，未能通过的同学有两个选择，第一，复读一个月，然后再次参加补考；第二，直接回家，等补考的时候再来参加补考。无论选哪一种，如果不考依旧没能通过，则被淘汰。

为了帮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预科班每周进行一次统一考试，并公布成绩和排名。这样每位同学就都能知道，自己距离目标名次还有多远……”

据说后来有人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谁是中国学生最痛恨的近代名人。结果李谦以压倒优势排在第一名。语文书上有他的课文，而且还要求背诵；数学书上就不用说了，读的年级越高，越痛恨他；还有物理，还有历史，还有……当然最可恨的是，他还是题海和预科班模式的发明者。后来预科班这种东西虽然没有了，但是很多高中都变成了预科班，只不过科目更多更全面一些而已。

也因为预科班只有数理化这三门功课，而这三门功课都是非常费脑子的功课，所以当李谦拿出这么个课程安排的时候，日里诺夫又一次提出了怀疑：

“达瓦里希，这样强度太高，孩子们会受不了的。”

“不，达瓦里希，相比他们平时的生活的强度，这个强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论吃苦耐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几个民族可以和我们相比的。只要能看到希望，我们就能忍受很多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李谦回答道。

李谦的这个说法被证实了。预科班中学生们的学习的积极性让苏联教师们深受感动。日里诺夫后来回到苏联去之后，在和朋友们谈起他的中国学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这些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像苏联刚建立的时候的农民的孩子一样，甚至更糟糕，所以在他们上我的课之前，他们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预科班。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给他们上课，给他们上课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数理化老师——这些基础知识并不需要我们教，我们更多的任务是指导实验室的建设，以及前往延川，指导校办工厂的建设。

有一天，我从延川回来，走进校园，正好下午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来了。一般来说，下课铃响了之后，学生们总是会像在笼子里关了好久的猎犬一样，一下子就冲得满操场都是的。但是在西安分校的预科学校里却不是这样的。操场上这个时候依旧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中国的学生们都不会离开教室，他们会坐在那里，拿出练习题来，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题目。有些老师被他们的精神打动，也会继续留在教室里，解答一些学生提出来的问题。

每天只有两个时间是例外的，那就是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铃声一响，老师们一走出教室，孩子们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他们都以百米赛跑一样的速度冲向食堂，有些靠窗的同学甚至会直接从窗户里跳出来——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养，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孩子，他们这样只是为了能在食堂里面排队的时候排得靠前一点，这样能节约吃饭的时候，说不定又能多做一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