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五月初，李谦正式动身离开苏联返回中国，这次因为长城一线都不够安全了，所以他也只能选择从黑海边的敖德萨乘船出海，从海路返回中国。

就在李谦坐船从敖德萨出海的时候，苏联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叶若夫委员前往东方大学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和米夫校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向他询问了关于中国革命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方面的一些情况。

叶若夫委员表示：“中国的革命对于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国际要本着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负责任的精神，认真的研究中国的情况，搞好中国革命的支援工作。在军事方面，要多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中国的同志在军事上已经获得过多次的胜利了。斯大林同志说：‘胜利者不应该受到指责。’他指出，中国同志在军事上连续获得反围剿的胜利，这说明他们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对于正确的东西，我们要尊重，不要胡乱指手画脚，不要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

米夫则表示，远东局目前正在配合中国同志准备新的反围剿，军事顾问弗雷德同志已经到达了上海，正在研究当前的军事局面，准备向中国同志们提供帮助，另外，顾问团成员李德同志已经抵达了中央苏区，并在军事技能训练方面向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战员们提供帮助，中国同志们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米夫说的对李德的工作赞不绝口的人，主要当然是博古他们。不过说实话，至少在这个时候，根据地的其他人，对李德的印象也还不错。因为这个时候，李德还没有开始干预军事指挥，他现在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在步兵技术上向工农红军提供指导。

李德没有真正指挥军队的经历，论指挥，他的确是一窍不通；但是要说步兵技术，他毕竟是在伏龙芝学了好几年的，正规的军校毕业的。而要说红军这边，论指挥比李德强的人，真是太多了，但是要说步兵技术，包括战壕应该怎么挖，火力点应该按照怎样的原则来布置，火力掩护和交叉突进如何进行之类的玩意儿，李德还真的比中央红军的大多数的将领强。毕竟，这个时候的红军将领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一整套的步兵战术。

如果李德能够一直在他的顾问生涯当中，都承担这样的角色，那在未来，他的评价也许会好很多的。

“但是我听说弗雷德顾问对李德的表现不太满意，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同志们过于保守，总希望靠伏击战来获得胜利。在获得胜利之后，没能主动地扩大战果……”

“我可以把一个情报转交给你，这一次，常凯申的部署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调集了他能够调动的所有力量，敌军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五十万。而且常凯申会采用堡垒围困为主的作战方式。他们不再深入苏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而是仗着自己在人力、军力、资源的强大优势下，通过建筑堡垒，层层推进，最后把红军逼死在苏区的范围内。当然，如果我们的同志还是能打破这次围剿，那KMT政权可能短时间内就真的无力再次攻击我们的中国同志了，

这是新的情况，你可以将这个情报转给远东局的同志。总之，我希望，也是斯大林同志希望，你们在工作中要从实际，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好好工作……”叶若夫最后这样说。

这个情报当然很快就传回了中央苏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中央苏区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对策。在这次会议上，主要出现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是以伍豪和朱玉阶将军为主的意见，他们主张继续采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因为前面四次反围剿能够获得成功，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实施了这一战术。而且KMT将领普遍比较笨，一个一模一样的花样，就能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比如不久之前的陈诚。

红军大部分的将领，包括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华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三虎都支持这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则是博古、洛甫和夏英为主的意见，他们认为，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放任敌人进入苏区，对苏区的损害太大。前几次的反围剿虽然打退了敌人，但是苏区的损失也很是不小，如今苏区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再让敌人进入苏区来烧杀掳掠一番，苏区实在是有些受不了。而且这种观点在红军战士中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毕竟被烧杀掳掠的是他们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