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先生，您有一位战争贩子朋友？”斯大林说道。

“是的，斯大林先生。如果他不是阴险的战争贩子，我们还未必会是朋友呢。”李谦回答道，“帝国主义的战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它会大大地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从而让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我觉得这也是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会把绞死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的表现之一。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如果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在一场大战中相互削弱，那么对于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是有好处的。

斯大林先生，也许您不知道，在我们汉语中，‘危机’这个词，是由两个词根——危险和机会构成的。全球范围的帝国主义大混战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另外，在事实上，这也是苏联的机会，只要能利用好帝国主义的危机，利用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联也可以空前的强大起来。”

斯大林听了，却笑道：“李先生，我听人说，您觉得共产国际的很多人都是机会主义分子，而您之所以认定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甚至认为他们是最为恶劣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原因就是您觉得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想偷懒，想一蹴而就，想要走捷径，如今您一个一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个机会，这难道不是走捷径吗？”

李谦先是愣了一下，他这话斯大林是怎么知道的？不过他立刻就反应过来了：“抓机会和机会主义是两码事，斯大林先生。我们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您愿意听一下吗？”

“啊……李先生，您要讲故事了？这我们可都要竖起耳朵来听的。李先生讲故事，我们还有不愿意听的？你们说是不是？”斯大林朝着旁边的人笑着说。于是大家便一起笑了起来。

“我这还没讲呢，你们怎么就先笑起来了？你们这样，我的压力很大的好不好。”李谦忍不住想道。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农夫，他的田地的中央，有一个大木头桩子。有一天，在耕田的时候，他看到一只兔子飞跑过来，却一头撞在木头桩子上撞死了。于是这个农夫不费吹灰之力，就白捡了一只兔子。从此之后，这个农农夫就不种地了，每天守在那个木头桩子旁边，等着捡兔子。兔子没有再捡到，庄稼反而都荒废了。在这个故事中，一只兔子撞在木桩上了，这是机会。机会是一种客观存在，闭上眼睛否认它的存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一个唯物主义者，捡到了这样一只兔子，也是要拿回家去找婆娘来弄着吃的。所以看到了机会，就抓住机会，这不是问题，不是机会主义。

但是如果像那个农夫那样，将希望都寄托在偶然出现的机会上，荒废了自己的庄稼，那这就是机会主义者了。再比如说，如果现在某个国家就一个数学难题进行悬赏，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但是对我的朋友王明先生来说，就不是了——他连微积分都没学过，这种机会就是出现了，他也不可能抓得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会总是会青睐于那些认认真真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因而即使不依赖于机会也能成功的人或者组织。就好像我们科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传说，据说是一个苹果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启发了牛顿。但是我想，古往今来，被苹果砸了脑袋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发现万有引力的却是牛顿，这和牛顿平时的努力和积累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又或者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心思花在如何搞好自己的本职，花在即使不依赖机遇也能成功的种庄稼上。而寄希望于捡到一只兔子，这就是偷懒的机会主义。我刚才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可以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了。比如说，在苏联，就是踏踏实实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建立起了先进的，强大个国家；在中国或者其他的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就是认真的分析了自己的状况，找到了符合自己的社会实际的发展道路，增强自己的力量，逐渐扭转和反动力量的力量对比，而不是看到一点什么‘机会’，就胡乱冒险，胡乱盲动，将革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托付给合作者可靠，或者是自己运气好这样的完全不靠谱的东西。”

李谦说完这话，看了看斯大林。斯大林的表情很严肃，他看了看李谦，又看了看其他人，然后道：“李先生，您说的这些话实在是让我很失望。我原本还指望着您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好让我们回家之后可以讲给晚辈们听呢。啊，我必须承认，一开始的那个中国古代的故事的确很好笑，但是后面的那些话，却让我有些笑不出来了。在我们的党内，像你说的那个农夫那样的，不老老实实种庄稼，却总想捡到一只兔子的蠢货一直都不少。布尔什维克在苏联的胜利，不但是在不断战胜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获得的，也是在不断地战胜那些懒惰愚蠢的怠工分子中取得的。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不断的建设中，这是一场新的战斗，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同样也会有外面的帝国主义分子来破坏，同样也会有内部的怠工分子来拖后腿。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偷懒的倾向也要有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