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李谦觉得如今的这种合作模式，实在是有那么点难以继续下去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路线错了，钱越多，危害越大。

于是在认真的考虑了几天之后，李谦让人找到李介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光与中国当前的局势，以及世界局势。我希望能和贵党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博古先生，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地方和时间都由他来确定。”

这个要求倒是真的出乎了李介生的预料。这样的事情，李介生自己当然没法替组织答应下来，他也只能向李谦表示，他会像党中央转达这个要求。

如果现在，处在中央的位置上的人是王明，那李谦是不会提出希望和他谈谈的要求的。但是博古虽然是王明一个系统的人，虽然如今推行的政策也是没有王明的王明政策。但是博古从根本上来说，和王明还是不一样的。从后世的历史来看，博古这个人其实只能算是不成熟，算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但是并不能算坏。相比王明那种勾结米夫，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钦差大臣，然后又在苏联肃反中从背后捅米夫一刀的野心家，更书生气一些的博古或许还是可以加以影响的。

对于李谦的这个提议，博古倒是很有兴趣，便在中央的会议上提起了这件事情：

“李涉川先生对于我们党，一向是支持的。412中，李校长保护了不少我们的同志，后来在党内出现叛徒的时候，李校长也为我们的同志奔走过。因为KMT反动派背叛革命的事情，李校长也不止一次的表示过对此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斥责过KMT反动派，但是从来没有指责过我党。总的来说，李校长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不过最近，李校长在抗日方面的主张和我们有了不小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的政策是反常抗日，以常凯申为代表的的KMT反动派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的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卖国政府，不打倒他们，就无法真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李校长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对KMT反动派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他提出了所谓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错误的思想。当然，李涉川校长不是人民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限，所以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李校长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于我党是有过很多帮助的。虽然我们对他的错误想法进行了批判，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和他多沟通。你看，我们在文艺上和鲁迅先生也有一些意见，但是有人因此提出要打倒鲁迅，那就真是胡说八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找个机会和李校长好好谈谈，也是必要的事情。如今李校长既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去，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