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向仲发的死，中统严密地加以保密——毕竟，这事情要是让二处的那帮子家伙知道了，那肯定会闹出一大堆的乱子的，毕竟同行是冤家。

但是这件事，也是必须上报给常主席的，（把胡汉民弄下去之后，常凯申当上了KMT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在KMT当中，执委会主席几乎是个虚衔，但是这也是常凯申这么些年来在KMT党内得到过最高的位置。所以常凯申这一阵子，很喜欢人家叫他常主席，而不是总司令）因为在抓获向仲发之后，中统已经将这个消息上报给常凯申了。

当然，直接报告常凯申说自己这边用刑的手艺太潮，在刑讯中将这样重要的人犯给弄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像那些小特务说的那样，说向仲发试图越狱，被当场打死，那也显然是不好的。因为一个已经被抓进大牢来的囚犯，居然能试图越狱，这本身就说明中统都是一群饭桶了嘛。所以，这样说也是不对的。

好在如今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还不多，所有的知情者加在一起，也就五个人。他们也都是徐恩曾的心腹，也都知道事情的轻重，这件事肯定不会到外面乱说的。

于是徐恩曾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本月按惯例拟定了一份抓获的乱党死硬分子名单，并将这份名单先上报给常凯申，请求指示如何处分。一般来说，常主席实际上未必会认真看名单，多半是侍从室的人拟定一个意见，然后他再签个字。考虑到如果拟定的方案是枪毙，那多半常凯申会直接签字。而如果拟定了其他的方案，那倒是需要向常主席好好解释了，一般来说，侍从室也不想找事情，所以……再然后，嗯，向仲发就不是因为中统的错误而死在刑讯当中了，而是由上峰下令处决的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任何人有责任了。

只不过这就需要一个公文旅行的过程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党那边也完成了新的一轮转移，王明取道日本，前往苏联，并将日常工作交给秦邦宪同志。在国内，秦邦宪同志也是王明认定的，少有的真正的懂得马列主义的人。

在路线上秦邦宪和王明并没有太大差别，甚至于就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说，他可能比王明更严重。毕竟，秦邦宪可是真的相信那些教条的——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还是真正的，真诚的教条主义者。

但是中央的变动，也不可能不影响“日常的工作”，所以秦邦宪虽然也很想抓住这个机会，“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但是想要和做不做得到却是两码事。所以到了12月15日，上海各个大学学生到南京的联合游行请愿，虽然弄出了诸如砸了南京的外交部，还把来劝阻的蔡元培给打了一顿。但是并没有引出起义之类的事情。

也就在这一天，常凯申再次采用了以退为进的手段，宣布下野。在此之前，因为胡汉民的事情，广东那边也在准备要推翻常凯申，再加上九一八事件后，常凯申既不敢抵抗日军，又无法用军事手段来解决KMT内部的分裂，于是常凯申觉得，在现在，KMT政府首脑这个位置成了个烫手的山芋，谁坐在上面，都会吃力不讨好。

要说这些天广东那边的陈济棠，还有孙科他们，都在趁着九一八，加紧了对常凯申攻击，然而他们却没想到，常凯申会突然来个下野，把这个烂摊子一下子丢了过来。

但是因为在前面喊的口号喊得太响，这个时候，常凯申下野了，孙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然而当他上台后才发现，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跟着辞职不干了，然后孙科发现，财政部里面几乎一个大洋都没有了。

不过这和李谦的关系倒不是很大了。如今李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两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是32年的数学家大会，他要为这次大会准备一点重量级的东西。第二件就是他的中美合拍两开花的计划要开始进行了。

在十月份确定了这个计划之后，左联那边便开始准备剧本，而李谦则开始准备从美国那边拖一个队伍来用用。

在东北大学的撤退过程中，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伯伦先生以及他的侄女，都为学校的撤退提供过帮助。李谦建议一定要把这个情节写到剧本中，并且要安排一段他们和日本侵略军的对手戏。此外，在东北大学的师生到达北京后，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李谦认为，这些也要写进去，当然考虑到将来的一些事情，这里可以用化名。

“我就是要挑拨一下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也能更有效地破坏日本人的形象。”对此，李谦倒是毫不隐晦，“虽然这暂时没啥用，但是有了这个，至少在国内，KMT就禁止不了这个片子了。”

按照李谦的要求，田汉赶出了剧本，然后这个剧本几乎立刻就被李谦打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