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革军委的强烈要求下，华东野战军于两天后恢复了山东战场上猛烈的攻势。此时被北洋军第三师拒于邹城、两下店一带的二万余北洋溃兵，已经被红军基本消灭，大部分北洋官兵都被缴械，送入华东野战军设在徐州的俘虏营。

经过滕县之战的失败以后，北洋军几乎丧失了全部的重武器，使他们引以为傲的火力优势彻底消失。更致命的则当属士气上的打击，滕县之战证明了即便是素称精锐之师的北洋军第三师，也不能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攻对攻，击破红军一般部队的防线。

这种战斗力上巨大的差异，让北洋官兵垂头丧气，中层军官也普遍士气沮丧，甚至就连在河南等地还据有较大优势的其他友军部队，在获悉滕县之战的具体战况情报以后，也都对今后的战斗充满惶恐。

山东战场唯一还勉强保留建制的部队，就只剩下分别困守济南和兖州两地的靳云鹏之第五师及曹锟之第三师了。

其中第三师还因为此前的失败大逃亡，不得不在滕县战场丢下了几乎全部的重武器。

滕县之战南北两军激战到最高潮时，靳云鹏则指挥着北洋军第五师正在猛攻泰安。当时华东野战军第三师在师长杨若钧指挥下，秘密潜行快速接近泰安城，以一场突如其来又驶入泰山的奇袭，将北洋军建制中战斗力不算弱的第十师迅速击败，切断了山东北洋军的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

泰安失陷以前，靳云鹏即以接到了第十师师长卢永祥打来的求援电报。他在辛亥年时吃过社会党的亏，也知道社会党武装的战力不容小觑，所以在最初即对红军奇袭泰安的动作高度重视，收到消息后迅速组织第五师沿铁路线南向增援。

然而靳云鹏自己虽然“够得上朋友”，可是他麾下的第五师军官士兵，经过辛亥年那场徐州战役的惨败以后，富有经验和作战勇气的老兵劲卒损失过半，新补充入伍的基层军官和新兵，又大多数在民国建立以后，受到各种新潮政治思想的影响，不仅对北洋团体的忠诚度很成问题，而且没有几个人愿意为靳云鹏“够朋友”的义气去拼命。

军令下达以后，除了靳云鹏的卫队很快就收拾好行囊整装待发，其余各部队，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小站时期幸存到今天的老兵，全都是拖泥带水。

要不是说枪炮整备工作还没做完、弹药如何如何不足，要不就是说火车头数量不够、车厢过于拥挤，甚至还有人借口说什么第五师久驻济南，一旦离城，就会导致济南“人心解体”、士民“望风惊逃”云云。

总之第五师上下将士，就是一口咬定非要磨洋工，他们深知红军的厉害，更知道红军既然以这样孤军深入的姿态，连后方都不要，分明大有敌我偕亡之势，这种局面，聪明伶俐的第五师官兵们可不愿意主动送上门去触红军的霉头。

大家就在济南城里享受本地绅商的供奉它不香吗？非要去和红军打生打死，这未免太过不智。只是碍于靳云鹏的三令五申，第五师官兵才只好做出一副将要出发的模样，但各种磨洋工的功夫决计不能少。

如此一直惹得靳云鹏勃然大怒，就连济南城中的老官僚、大绅士们都产生很大意见时，第五师部队才慢悠悠的出了城，赶上了山东这场大战的尾声。

第五师的官兵长期滞留济南城内，不少老兵油子常常强买强卖，严重影响了城内绅商的生意买卖，也引起济南市民的强烈反感。如今大战爆发，这支部队还赖着不走，就算是一些坚决支持北洋军政府的老官僚现在都觉得事情不妥了。

他们共同出面，组成了一个出战请愿团，跑到靳云鹏的官署前集会，逼着靳云鹏下死命令率军出战。但靳云鹏也不是吃素的，他不是不想率军救援泰安，而是麾下部队实在不听话，所以也就趁着这个机会同请愿团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城内豪绅出一笔开拔费，交给第五师以后第五师即刻出城剿匪。

自然，豪绅的钱到底还是出在羊身上，而靳云鹏只要求钱到位，具体这笔钱本地豪绅们怎么搞出来，那便是他们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