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朱瑞在光复南京之役时表现很差，在当时就遭到了林淮唐的严厉惩罚。后来林淮唐率领北伐军主力继续北伐山东，浙军支队多数精锐也被编入北伐主力当中，朱瑞则被林淮唐留在南京交给了同盟会方面处置。

同盟会和光复会都没有对朱瑞做什么严格的惩处，南北议和达成以后，朱瑞就返回浙江几经活动，谋取到了一个宁波军政分府交通处长的官职。他不甘寂寞，但也一直苦于不能获得兵权，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浙军主力以光复军名义北上参战，后方空虚，袁世凯又希望能够在华南一带社会党的大本营中插入一根楔子，因此才通过种种人脉关系，竭力活动浙军内部一部分野心家参与叛乱。

光复会在浙江的统治本来就很松散，就连名义上的都督都还是汤寿潜这个立宪派人物，所以朱瑞私下的串联活动非常顺利。在北洋政府大批金援的帮助下，他几乎没废什么功夫就成功腐化了驻守宁波港口的大部分士兵，并在南北两军鏖战正急的关键时刻发起叛乱，迎接北洋海军舰队入驻宁波。

北洋军新建的中央陆军第四混成旅，也在海军帮助下运抵宁波，很快就帮助朱瑞控制了局面，并使浙东、浙南的叛乱武装迅速连成一片，在红军的华南后方大本营造成了一个东西纵横数百里的广阔“白区”。

北洋军新建陆军第四混成旅的旅长臧致平和参谋长杨化昭，都是北洋团体的中坚骨干，臧致平以勇猛善战而闻名，杨化昭则是一名足智多谋、相当称职的参谋人员。

臧致平、杨化昭的名气在后世，虽然不比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响亮，但其实也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不容忽视的战将之一。在另一个历史的民国二十年代，所谓的“臧杨”部队，曾一度纵横于闽、赣、浙三省地带，不仅连连挫败孙传芳，而且还一度成为孙中山的重要盟友，他们比起北洋军其他部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行军能力较强，而且很善于打山地战和运动战。

当浙东南叛乱和臧、杨第四混成旅由海路抵达宁波的消息，传到华南野战军司令部时，华南野的主力正由方声洞亲自指挥，多数都集结在广东省内，福建和浙江方面突然出现的重大危机，确实一度打乱了华南野的整个战略部署。

现在在闽浙边上，华南野仅有萧楚女、恽代英之第三独立旅在活动，他们面临的任务很重，不仅要扫平浙东南的土豪叛乱，而且还必须要战胜和消灭北洋军“臧杨部队”这支劲旅。

但萧楚女的眼中却充满信心。

因为第三独立旅的背后，就是社会党最巩固的根据地之一——福建。

辛亥年的海珠亭惨案，阻止了社会党人夺取广东的努力，但也促使了社会党武装的大举入闽。后来林淮唐虽然率领北伐军离开广东、福建一带，但是福建省中最富庶的闽南一带，却为社会党人完全控制住了，包括福建省都督府名义上的领导人郑祖荫，也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公开的社会党党员。

在福建省内，唯一一个不属于社会党的力量就是许崇智的闽军第一师系统，除此以外，包括都督府在内整个福建，实际上都完全被社会党人控制着。

“五月风暴”时，福州、厦门和泉州都发生了工人纠察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反行动。但福建省内的国民党人，其实大多数都受郑祖荫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不公开身份的社会党党员，所以福建省的镇反规模很小，死的人也非常少。

福州工会组织的武装纠察队一度包围了闽军的总司令部，但许崇智或许是审时度势，明白闽军在福建的力量根本动摇不了社会党雄厚的实力，所以他手上虽然握着不少枪杆子，却没有依靠部队去对抗工人武装，而是选择了在郑祖荫的担保下，缴械出洋。

福建省内大多数的国民党死忠，都做出了和许崇智相同的选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来就都集中在福州，当时郑祖荫先在福建都督府官署内设宴招待了惊魂未定的二百多名福建国民党党部骨干，向他们发表了一番相当诚恳的演说。

郑祖荫当时亲手交给了许崇智出洋路费一千元，其余的国民党骨干，科长级别以上者，郑祖荫也都发给他们二百元路费，其余人等则各送五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路费。第二天郑祖荫就用两节铁皮车厢，把这两百多名国民党铁杆死忠送到厦门，并由一艘华南海运公司的客轮礼送日本。

这就是郑祖荫的“礼送出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