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五月，山东全境正面临一场空前风暴的袭击，北洋军的主力重兵集团正沿着津浦路大举南下，志在夺取解放区内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徐州。

徐州这座古城，毋宁说是一片古战场。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南北两军总会围绕徐州展开一番龙争虎斗，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注定着这片古战场上的风霜、金戈、落叶与盛夏时的光芒，将决定由谁来主宰四万万国民的命运。

与南京方面不一样，北洋军政府的立场是坚决的——坚决的顽固和反动——决策也是统一、集中和能够贯彻执行的。

从李鸿章时代开始近亲孽滋的这一目前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从淮军时代开始就不以军纪严整著名。李文忠公麾下使用洋枪武装起来的蝗虫军团，用另一种足够让松井石根引以为友的作风，扫荡了太平军占领过，甚至哪怕只是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李鸿章和另一位曾文正公一样，相信镇压“造反者”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将他们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彻底毁灭，将满坑满谷的“数十年来该杀未杀之人”彻底杀绝，才能彻底镇压发、捻。

很显然，袁世凯相当赞同他那两位前辈的观点。

在“五月风暴”爆发以前，甚至在国会停摆以前，北洋军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就驻扎在了毗邻山东的直隶南部一带。随着军事形势的日渐紧张，越来越多的北洋部队也通过津浦铁路上的列车迅速南下，开向以济南为中心的鲁中战场。

数个师齐头并进，鲁中地区势力根深蒂固的众多团防武装也蜂起响应。山东省的缙绅们在去年整整一年时间里，可是亲眼目睹了社会党人在鲁南执行的种种社会改革，或者换一种缙绅们爱用的说法——“群贼啸聚”。

所以鲁中一带较有资产的阔老板、乡绅和大地主，都全力支持北洋军向南推进，不仅沿途为北洋官兵提供了大量免费的酒肉粮食，而且还有不少人带着各式各样的团练私兵主动到济南向段祺瑞报道，表示愿意参加“弹压社贼”的战事。

社贼是鲁中缙绅对中国社会党的一种蔑称，顾名思义是“社会党匪贼”的意思，与北洋军政府现在较常使用的“叛匪”一词相比，更突出一种咬牙切齿的阶级仇恨。

其实社贼并非是乡绅们生造出来的新词，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明末清初时南方就有“社贼”暴动，多是特指南方各省的佃农、奴仆造反。

那时候李自成率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各地的奴仆闻风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运动。所谓“天地迴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为“削鼻班”。

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谓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举事的日期，规定到时“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后，地主豪绅有了靠山，神气起来了，削鼻班的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乙酉五月，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奴仆们又“拍掌相贺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终奴我也。”，重又武装起来，一边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一边也同清军作战，这就是明末的“社贼”武装。

鲁中缙绅以“社贼”一词称呼红军，未必是了解这层历史。然而不幸历史的脉络确有逻辑，三百年前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三百年后亦然。

社贼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们大行杀戮，但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因此，以林淮唐为首的社会党人不仅不把“社贼”当成一种蔑称，而且观察日报还专门连载了三旗“社贼历史”专栏，告诉全国的读者们，社会党人确然是民国的“社贼”，且不仅是“社贼”，而且还要完成三百年前明末“社贼”未尽的事业，把“贼”的蔑称彻底消灭在历史的熔炉里。

阶级的仇恨是如此尖锐，鲁中缙绅们组织起来围剿“社贼”的团练武装，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之北洋军还要狠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