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大选开始以来，各党为控制选举，一开始就通过行政力量，极力掌握选举机关。

如江西李烈钧委任的六名复选监督，全都是国民党人；湖南由专程从北京回湘掌握选举的国民党员仇鳖筹备选举事务，对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使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湖北选举总监督为共和党干事夏寿康，筹备选举处长为共和党本部特派回鄂运动选举的阮毓松，七名复选监督都是黎元洪麾下共和党的党员；甘肃赵惟熙以共和党支部长名义致函地方行政官，直接声称如他党候选人在甘肃竞选取胜，随后也必须加入共和党，否则共和党甘肃支部就要排斥此人离省云云。

四川各党也先抓各地区的选举监督，把本党有关系的人安排去办理各地选举事务……使初选的代表基本上能受本党的运用。

这样对比下来，社会党不过是依托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去投票，提高投票率而已，几乎没有动用行政力量干涉选举的中间过程，甚至在胶东、鲁中南地区，社会党还有明文规定当地选举的所有遴派投票、开票、管理、监督各员，不得专用一党党籍的人选。

党派竞选本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正常现象，社会党人虽然不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党纲和理想，但也能够遵照他们的规则来玩这场游戏。

然而包括国民党内在内的其余各大党派呢？各党主要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则势必使选举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种种怪状和丑闻。

如因选举法规定规定各选举区议员按选民比例分配，各党为争取更多议员名额便纷纷多报选民。河南补报选民之多，部分州县地区，甚至到了补报选民人数超过该县总人口的离奇情况，广西的旧军人陆荣廷则将他老家的选民数量报到了超过武鸣县总人口两倍以上的规模。

至于拉票、冒投之类，更是无奇不有。

苏州初选省议员，在苏州经济基础甚为雄厚的国民党内张謇一派，就以所谓“休息劵”的名义，公然搞贿选，只要投票给张謇麾下指定的国民党籍立宪派候选人，就可以拿“休息劵”到苏州各大店家换取酒饭、面点等等。

由于立宪派财力最雄厚，所以为争一二议员席位，使用银弹战术搞贿选的情况也最严重，除休息劵外，还有诸如招待票、代投牌各色名目，舞弊情况之严重，除社会党掌握政权的华东、华南几处地区以外，尽是如此，蔚然流行，不分南北。

按照选举法规定，如果有违法舞弊的情况，选民可以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有效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反而又成为国民党、共和党等党派互相倾轧攻击的工具。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但五花八门的选举现状，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弃权和抵制的运动愈发热烈，像四川省议员游运炽等愤于胡景伊以武力胁迫选举胡骏为议长，通电表示：“不得最终正当解决，惟有蹈东海而逝耳。”

但另一方面，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它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举人

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也不都出于非法运动手段。

特别是刺林案爆发以后，大部分人都猜测袁世凯暗杀林淮唐的原因，是出自于对社会党威胁的惧怕，所以社会上很快就涌起一股强烈的民意——

在大选中支持社会党，就是支持林淮唐，就是反对肮脏的政治暗杀手段！

林淮唐在工人医院大门前的那番讲话，经由新闻报纸传播向全国以后，更引发轰动效果，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睹林淮唐的只言片字。

不再只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相当一批有较强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和中等绅商，也从原本强烈反对社会党的立场转向同情社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