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想着中日合邦，孙中山还想着民国首都应该迁都到伊犁去，哪怕是被后世认为最为务实保守的袁世凯，也一度搞过衣冠复古运动，想要在几年时间内就完全复辟汉服。

至若同盟会一度希望将满蒙出售给日本，换取革命经费，立宪派一度希望将西藏出售给英国，换取变法经费，这些后世看起来简直越来越离谱的事情，在当时竟然没有遭到多少人的质疑，也并未引起多么大的震惊，于中亦可见到民初政治思潮上的开放、包容与混乱。

在这个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政治思潮混沌时期，林淮唐就算是把合作社的政策直接提出来，也不至于说就会立刻引起资产阶级的全面反扑和围剿云云。

说白了，1912年的中国，地主阶级当然是有很多的，但能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危险性”的资产阶级，才不过刚刚开始发育，未曾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飞速发展阶段，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在尚不成气候。

“合作社对咱们来说不是新鲜东西了。”林淮唐指着刘师复说道，“汕头工会的莫纪彭同志、林君复同志，很早就在汕头工人中间开办了消费合作社，用来稳定物价。汕头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们各自投钱来开一个平价商店，那我们在江北也可以组织农民这样做。”

“先协调农民发展互助组。”林时爽也拍手道，“农民们先在个体经济基础、家庭经济基础上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这种事情其实农村本来就很常见，农忙时邻里互相帮忙，就是互助组的雏形，社会党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雏形制度化，并且将它进一步发展成初级合作社的雏形。”

“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要切忌一点，不能图快、图多、图高级，苏北的经济基础比较差，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还是劳动力，我们不能拔苗助长，要靠国营农场的模范作用带动互助组自然发展为初级合作社。”

林淮唐也很清楚，民初中国的经济基础极差，农业生产高度内卷化，农民又过密化到了完全依赖劳动力投入才能维持生产利润的地步，这种经济基础，还是只有实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积极性。

另一条历史线上的中国，最后又回到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的状态，这便是原因。

民国的农民早已陷入过密化陷阱，普通农民在精耕细作中单位劳动生产率反而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扣除个人必要消费之后积累越来越低，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积累来添置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高度“内循环”，比如土地积肥靠粪肥，完全依赖劳动者自己，结果恶性循环，越来越过密化，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持续下降。

这样在彻底打倒地主之前，即便社会党掌握政权，并且以政府财政作为外部投资，也不可能普遍建立合作社。因为农民在完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对合作社这种需要一点点先期投入的东西感兴趣，哪怕初级合作社的先期投入已经是非常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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