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上海，还是一座广泛使用童工的城市。最小的童工，年龄能够小到四五岁的程度，在林淮唐的记忆里，这种年龄的孩子难道不是还在牙牙学语吗？

连话都讲不好的稚童，却在上海的工厂内每天最少工作达到十二个小时以上。

监工的唾骂、殴打、虐待和性侵犯，好像是一种家常便饭，也是过去一直被清朝官府和沪军都督府所接受的公行原则。

庚子国难以后，晚清新政给中国引入了一些初步的人权理念。

然而就像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一样，长期把持上海实际执政权力的立宪派眼中，人权无疑是一项局限于极少数士绅人群中的权利。

或许有智识的青年学生和骁勇善战的新军官兵，也可以让立宪派接受他们应该拥有人权。

但是上海工厂里数年如一日，只穿着件褴褛衣衫的童工，黄浦江畔不知何时被流氓推入滚滚江水中的饿殍和难民，他们就这样活着，以人的形态活着，却不被哪怕是革命党中可称为相当激进派的人士们认为，应当享有与绅商们同样的人权。

童工是上海最丑陋的伤疤，相比之下，好像连同样惨绝人寰的女性包身工，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狰狞了。

不过压榨妇女儿童，来使成年男子报酬降低，这在哪个年代都是极为高明的手法。

即便是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即便是在号称社会民主主义高度发达的西北欧地区，引入难民来降低本地雇工报酬的捷径，依旧是资产家们的拿手好戏。

工人即便以自杀式的绝育，来抗议资本主义异化的侵略，也无法抵抗资产家们从国外引进难民来替代竞争。

毕竟，在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以前，国际资产阶级是早就穿起同一条裤子了。

“国际无产阶级？来子哥，洋人那么有钱，怎么会跟咱们这泥腿子团结一块呀？”

桑来朝不论车间的生产工作多么忙碌，也不忘继续学习识字。他很喜欢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讲解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虽然自己识字不对，但通过刻苦的学习，倒也能读通大半。

中华书局成立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它包办了先锋队在上海办的子弟学校和扫盲识字班全部课程的教材资料，还帮先锋队印刷了大量报纸和宣传用的小册子。

这家书局最近和支持同盟会的商务印书馆竞争很厉害——虽然说从前林淮唐也曾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写”的南明史，但现在蔡元培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和先锋队关系可谈不上多好。

同盟会虽然已经和先锋队握手言和，可是发生了那么多流血事件，双方又怎么可能真的和好如初呢。

商务印书馆接受过日本投资，所以中华书局就干脆提出了“完全中国自办”的口号。过去商务印书馆业务的最大头，就是印刷出品各类中小学的教科书，现在中华书局也主打教科书市场。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据说编辑组的总顾问就是全国革命志士闻名遐迩的林君汉先生。他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任用了安徽有名的革命家陈独秀做总编，完全采用简单易懂的白话文来编写教材，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像桑来朝这样识字能力很差的工人，如果靠商务印书馆文言文的教材来学习，光是句读断句都大成问题，哪里像现在用起中华书局的识字课本这样容易。

“来子哥，注意点呵！别让机器伤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