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且激烈的二十世纪里，对世界史而言1911年的重要性本来并不算特别高，但在林淮唐踏足的这方世界，伴随着几条新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11年注定将要成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年份。

善后会议结束，临时政府成立，上海市面重归平静，黄浦江江面上聚集着的列强舰队和全副武装的陆战队，都退回了租界，即便日本人的獠牙，在合适时机出现以前，也只能暂做忍受。

市政府开始正常运转了起来，先锋队的宣传部门则在码头边迎接了一些来自国外的特殊游客——

他们不是南洋或北美的归国华侨，也不是像北一辉那样来自日本的观察家，而是高眉深目的欧美游客。

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就坐在这条从美国经日本和香港远道而来的客轮上，她才刚刚二十岁，比之中国那位著名的青年革命家林淮唐还要年轻，但已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专职组织者，也是美国工人运动中比较出名的一位社会活动家。

弗林女士的手边有一份华盛顿邮报，日期在半个月前，报纸翻开后的第二页就能看到林淮唐自己绘制的那副已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侧颜简笔画，还有一连串记者团编撰出来的、讲述潮汕地区社会革命的系列报道。

“中国的革命究竟是一场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革命，还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呢？格利·弗林女士，您不会认为中国的土地上将发生一场工团主义性质或无政府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吧？”

弗林女士本准备在这一年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的另一位活动家结婚，但关于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打乱了她已有的安排。

记者团们关于潮汕、关于先锋队、关于林淮唐的一系列报道，正在欧洲、正在美洲，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新闻热点，一个有关共产主义或至少也是带有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性质革命的故事。

伊丽莎白弗林是一位十五岁时就公开问出“社会主义将为妇女做什么”这种问题的叛逆少女，她很快就放下了有关婚姻的事情，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明尼苏达州会议上，伊丽莎白弗林首先提出了有必要关注和支援中国革命的提议。

她用最短的时间买好了从美洲前往中国的船票，在这个时代——二十世纪的第十一个年头，一位才二十岁的年轻女性，即便她是美国人，要从美洲前往动荡中的中国做报道，也属于一项极端大胆和冒险的事业。

弗林用一条亚麻色的发绳将浅棕色的长发高高扎起，她站在甲板边缘，圆润标准的鹅蛋脸高高抬起，洁白欣长的脖颈在格子领巾和白衬衣的衬托下，更显优美。

“亲爱的意大利先生，您是来自欧洲社会党的同志，想必您应该知道同盟会与国际的关系吧？”

伊丽莎白弗林口中“亲爱的意大利先生”，就正坐在她的对面。

那也是一位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观察家”，但他的面孔方正，一望便给人以一种孔武有力的感觉。

“意大利先生”讲着一口磕磕绊绊、很不流利的英语，他有一个能让林淮唐感到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即便是在瑞士多年的生活，也只能贝尼托·墨索里尼先生掌握了德语和法语而已，他英语的熟练度依旧很低。

墨索里尼慢吞吞地回答：“同盟会在1905年曾经申请过，就是现在被选举为中国大总统的孙逸仙博士，他曾经向社会党国际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先生提出过加入国际的提议。”

伊丽莎白弗林女士，脸上带着美国式叛逆女孩那种离经叛道的笑容，嘲讽道：

“但你们拒绝了孙逸仙博士。”

墨索里尼故作夸张地撇了撇嘴，他自己性情激烈，比较倾向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社会党瑞士支部活动时，也是坚决反对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内部的改良主义。

他受到法国革命理论家索雷尔很大的影响，索雷尔是工团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工团主义在法国国内称得上是显学，欧洲工团主义中的革命派，很显然也是较完全地支持中国革命。

“不是我们……弗林女士，是王德威尔德拒绝了孙逸仙博士。你知道，社会党国际当时并不赞成以革命武装推翻本国政府的想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公共殖民地，国际认为中国人应当首先争取实现资产阶级共和下的议会制度，而非像孙逸仙博士说得那样，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

墨索里尼从瑞士回国服兵役以后，很长时间留在老家的乡村地区活动。当时意大利北方的农村正值发生对分租佃制危机，墨索里尼便积极投身其中，支持雇工开战合作化运动，宣扬废除带有封建色彩的对分租佃制。

他还没学会中文，但从泰晤士报和字林西报的一系列报道上，已经看出先锋队在潮汕地区推行的一些社会革命政策，和墨索里尼自己在意大利北部乡村所努力的事业非常接近。

墨索里尼说：“弗林女士，林淮唐先生和孙逸仙博士不同，他似乎比孙逸仙博士更现实一些，也更熟悉工团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

伊丽莎白弗林和多数美国人一样，带有一种墨索里尼这种意大利乡巴佬都觉得“粗鲁”的气质，她很不喜欢欧洲人，对第二国际的那些议会活动家们也很没好感。

弗林不懂德语，但通过世界产联内部流传的一些资料，她已经了解到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