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起义以后，浙江全省渐次光复，杭州新军虽然推举了立宪派在浙江的领袖之一汤寿潜做都督，但就连汤寿潜自己都没有任何争权的意图，因为任谁都知道浙江大权，当然是在光复会手中。

光复会深耕浙江多年，陶成章为其中的灵魂人物。

他虽然有和蔡元培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研究催眠术的黑历史，但他在经略浙江的时候，却是一双布鞋踏遍全省，也算是真正深入民间，和许多会党人物交流沟通。

虽说陈其美也曾为了策动会党革命而加入青帮，但陶成章在这点上和陈其美却有很大差别。最起码陶成章不像像陈其美那样，加入青帮后，染上毒瘾，又沉迷嫖娼，以至于患了花柳病，享有杨梅都督的美誉。

陶成章在浙江各县秘密活动，拉拢各地会党组建了跨地域的龙华会，有人说陶成章“隐含帝王之志”，或说龙华会的章程较多流露出帝王思想，又或认为陶成章是君主主义者，只是认为应当汉人做皇帝、不应满人做皇帝，这都是不对的。

陶成章在浙南活动会党时，多曾和当地矿工联络，他不堪挨饿，常用麻绳做腰带，脚上穿双草鞋，日行数十里，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一类富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传递入浙南山区内。

自然，陶成章所谓“重视中下二社会之革命”，并不等同于像先锋队那样组织下层阶级奋起革命，而更多打得是联络会党的主意。

这一点就同陶成章的政治思想一样，既有完全幼稚因而显得不为后人理解的一面，也有其实暗藏进步意义的一面。

例如陶成章的确是说过“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

但这话的意思，并非如他的好同志、好战友章太炎那样，最终倒向支持汉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便章太炎，真当袁世凯为帝制拉拢他时，章太炎对洪宪帝制也是不假颜色的。

其实陶成章之所以反对立宪，不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资格”不成熟，还不能一跃而到立宪地步，而恰恰相反，是因为陶成章认为“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哪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

陶成章之所以反对立宪，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政治资格不够，而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资格太高，反而是立宪配不上中国人了，甚至于认为只有封建贵族势力强大的欧洲，才需要立宪制度作为过渡，而像中国，大可以直接进入平民执政时代。

他固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民民主专政的说辞，但在思想上来说，陶成章的思想无疑暗含着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无产阶级民主的进步要素。

陶成章主张革命成功后或由人民选举皇帝，或实行无政府主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这才是中华国民的万岁。”

当然陶成章理解的无政府主义，显然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差别很大。因为如他所说的“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本身就是有政府的情况才存在的。

陶成章更多是对中国历史上平民革命和平民执政的历史，做热情讴歌，并由此出发，认为中国国民的政治成熟程度，反较欧美更高，因此不必立宪，应当一步到位到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更进步的体制上。

不过这种全新的“平民执政”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至少在原本历史上，陶成章到他死于蒋介石刺杀之时，也还没有一个清楚且明确的认知。

当然，现在的情况大为不同。

陶成章人还在杭州，但他的注意力也都像全国人一样都集中到了上海。

他和光复会的同志们都谈论着林淮唐的事情，陶成章案头还摆放着一本《激进社会主义ABC》。

立宪派的汤寿潜虽然是浙江都督，可浙江都督府上下要职都为光复会控制盘踞，所以汤寿潜也必以陶成章的主张为其主张。

“上海发生如此大事，张季老和程、陈两位都督，都来电杭州，请我们派兵支援江苏，还说江苏目前为讨伐林淮唐军需困难，希望分用光复会募集的南洋华侨捐款……”

汤寿潜作为浙江都督，在陶成章的面前做一五一十做着政务汇报，好像他这个都督反而是陶成章这个总参议的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