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过去在潮梅时的情况一样，军事上要由华野驻军出兵支援，政治上还要由先锋队派骨干队员组织起当地的农会，将千人会这类土著原生的抗租武装，纳入到农会的框架里来。

林淮唐说：“千人会是以仁义农局为名义发起武装斗争，我看何会长提交的材料，常熟的千人会很讲究斗争方式。他们纪律也颇严明，据说是严禁抢夺财物的，凡是打豪绅夺到的金银细软，一概抛掷街头，任贫民捡走，但不许参加千人会武装的人员自己去拿。

他们还仅打击残酷欺压百姓的劣绅恶霸，一般乡绅不在打击之列。按何会长所说，恶霸须纪常的哥哥须纪棠，平常对百姓没有须纪常那样凶恶，千人会在打烂须纪常家的时候，就没有波及到仅仅一墙之隔的须纪棠家。

他们有一定的组织纪律，也有些政治上的觉悟，如此我们更应该予其强有力的支援，不能任其被劣绅的团防武装消灭掉。”

徐绍桢被林淮唐这些话完全吓住，震惊道：

“莠民持械抗租，应该会同军队拿惩，照准军法从事，即便不如此做，也没有派兵支持刁民闹事的道理啊！”

林淮唐撇嘴看向掌握着镇军真正实权的林述庆，道：“我们革命军不就是满清眼里持械酿乱的刁民？颂亭，你支持华野的意见吗？”

陶骏保在桌子下面，轻轻拍了林述庆的大腿两下，林述庆便皱起眉毛，顿了一下，但最后还是重重地点头。

“我同意君汉先生的意见，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田主硬要照往年足额收租，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将要出多少人命？我支持君汉先生，只要不是受满清余孽鼓动而聚众扰乱治安者，便不应该武力实行镇压。”

大部分革命党人是不关心农民特别看重的土地问题的，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

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

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也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如武汉的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从上海到苏州，同盟会也未曾踏实指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农民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过不屈的抗争，如反洋教、反摊派赔款、反对清查户口、抗捐抗税等。

但同盟会只把抗租的农民当成敌人，苏沪的革命军军政府都以抗粮抗租为重罪，军法处置，不加审讯，即行枪决。

同盟会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上等、中等、下等社会三大类，把农民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不相信农民的力量，认为“今要把国家的大责任托在他身上，他哪里敢来承担呢。”

林述庆赞成执委会方面的决议后，林淮唐立即就下达了派兵支援千人会武装抗租斗争的命令，旋即，会上的讨论重点，又从出兵援助农民，转回到了讨论北伐军务的正事上面。

林淮唐估计江浙联军中的苏军和沪军两部，是先锋队所无力拉拢的，但镇军和浙军两部，倒向华野的趋势都已经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