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光复以后，先锋队在福州也成立了福建省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和人权保障委员会。但因为福州毕竟还存在有许崇智的闽军第一师等势力，林淮唐的忌惮很多，没收清朝官吏不当历史财产的行动，就一直没能大规模展开。

但国民军的建制规模，日新月异地正在急速扩张，姚雨平和黄慕松又建议林淮唐在军中推进正规化，补充一大批技术兵种，这都给军需财政添加了很大压力。

林淮唐原来寄希望于厦门出身的南洋侨商领袖陈嘉庚帮忙，但陈嘉庚还在国外，尚未回国。而且陈嘉庚和同盟会关系特别密切，如果先锋队真的将和同盟会在广东发生很大冲突，林淮唐很可能就指望不上陈嘉庚的捐金支持。

福建省内除了通用广东毫洋铜元以外，还有南台几家钱庄发行的台伏票通行。货币发行权操于私人之手极不稳定，但若由国民军直接强制推行军票，恐怕也不能服众。

“台伏”中的“台”指的是福州南台，是当时福州的商业金融中心；“伏”与“佛”谐音，由“番佛”转化而来。而番佛原先是指币面上有人物图案的西班牙银元（俗称“本洋”），后成为在福州地区流通的外国银元的通称。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量外国银元流入福州，其中西班牙本洋的正面铸有西班牙国王肖物，图案颇似如来佛祖的头像，称为“佛头角”。福州人称外国人为“番”、“番仔”，因“佛洋”来自外国，故称“番佛”。“佛”书写不便，就用笔画较少发音相同的“伏”字代替，并相沿成习，成为固定的名称。

从理论上讲，1元台伏票的价值约等于1元银元，折合制钱1000文。

所以林淮唐还是找了郑祖荫出面，请他以都督府的名义向各大钱庄寻求合作，从南台规模最大的钱庄里挑选了三家作为国民军军票的发行钱庄。

这些钱庄可以借此获得国民军的信用背书，国民军也可以暂时分润一部分台伏票的发行利润。

当然，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根本上解决不了多大的军费缺口。

当时的福建省内，尚没有属于中国自己民族资本的银行，唯一一家规模较大并以厦门为基地经营的大银行，还是日本资本的台湾银行。

福建和台湾隔海相望，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也是把福建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所以不仅厦门有台湾银行最大的分部，福州等地也有数量不少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浪人活动。

孙中山革命的最大赞助人之一，就是日资台湾银行的大股东之一，台湾板桥林家出身的林熊征。

林熊征是目前日本台湾总督府的评议委员，也是台湾华人中，在日本政商界地位最高的一人。

厦门刚刚光复的时候，林熊征就派人到福建联系国民军，提出只要国民军将福建纸币的发钞权交给台湾银行，亦或者如果国民军方面介意台湾银行的日资背景，那也可以把发行权交给林熊征控制的华南银行。

只要实现这一点，板桥林家，以及林熊征背后一些持“兴亚主义”大亚细亚论调的日本政商界要人，就“可能”“倾向”“支持”林淮唐。

又是可能，又是倾向，林淮唐只当日本人派来的那几个做说客的台湾人是在放屁。

按照林淮唐自己的想法， 他是准备先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村镇一级的信用社，靠公营的信用社向农民放贷，借此取缔掉民间的高利贷。以后再以信用社为基础，建立起更高层级、面向城市和金融界的国营银行来。

但是目前，先锋队里头连十个能办信用社的人才都找不来，空谈金融，只是做梦。

短时间内农村信用社也无法帮助国民军解决军需问题。

困难之下，只有先寻求和福州南台那些钱庄的合作，这是饮鸩止渴，待时机成熟以后，必须立刻做出重大切割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