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前后确立的建军方针把红军常备陆军的主力师保持在了四十八个步兵师和七个骑兵师的规模，后来又陆续建立了两个海军陆战师和一个空降师，再加上近年来新建的试验性部队一个坦克军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军，红军地面部队的常备军兵力也只是在一百万人上下徘徊。
如果再算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常备陆军兵力，那么东共联的陆军总兵力约在一百七十万人左右，规模比模起德意志帝国、不列颠联盟和法兰西公社的常备军都要大不少，可是和中国、东共联本身具备的庞大人口相比，这支常备陆军的兵力绝对不能算高。
东共联拥有多达七亿人口，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一百七十万人的常备军队伍都有些显得规模过小，何况东共联近年来并不缺少对外输出革命的边境冲突和小规模干预战争，算不上是完全处在和平状态。
如果硬要说的话，红军常备陆军在体量上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师都是作为一线主力的满员师，不需要动员预备役人员，并拥有满编的装备，进行完全的训练，装备现代化的武器，并准备立刻投入作战。这些部队的日常架构就建立在“随时投入战斗”这一标准上，有预警时，隶属于这一部队但并不在岗的人员会被立刻召回。
只有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婆罗洲共和国四国，联盟军队还部署了总计八个缺编师。这类缺编师也叫二线师，通常维持战时编制70%左右的人员和装备。
另外，公安总队的编制下还包括了二十个团武装警察，在东共联的其他成员国国家里，也都拥有类似于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力量，按照最高统帅部和参联最新统计调查出来的编制表来看，东共联各国大部分的这类武装警察部队经过整编以后，可以迅速形成相当的战斗力，大约相当于是次一等的缺编师，估计可以很快达到战时编制50%的人员和装备量。
在日本和朝鲜，另外还部署有一些最高统帅部称为架子师的部队，同样的架子师也有两种人员分配水准：有些人员会达到战时编制的25-40%，有些则在5-25%之间，日本的架子师团多为前者，朝鲜的则多为后者。架子师所有连级及以上级别的指挥机构都是填满的，也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护库存中的设备。和平时期架子师的人员比例限制其只能进行连级训练，要通过动员预备役人员填充架子师，本身就要花费不少时间，而且完成填充以后，架子师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再进行训练，此后才能真正投入作战。
从老毛奇提出四级阶梯动员制度，到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的概念，再到林淮唐式总动员，国家动员制度一步步的完善和进化，最后肯定会使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能够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扩军方面。
普鲁士有四个层级的动员准备度军队，除现役的满员常备军外，还分为两种预备役军队，一种是第一类后备军，这些部队和平时期有超过75-80%的在编人员，一到战时可以填充预备役立刻进入现役，所以很多时候也将普鲁士的第一类后备军归入现役。
第二类后备军的准备度相对差点，大概只有50-75%在编人员，战时需要2-3天动员时间填充预备役人员。
最后一个层级的预备役军队国民兵就是常规的民兵，战时承担一些守备任务。
为什么普鲁士人要发明这样的一套动员体制？只是简单的现役再加上预备役部队不可以么？
因为普鲁士人发现——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已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
也就是说，常规的预备役部队想要动员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架构，也缺乏武器，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而如果有大量预备役部队已经有了全部架子和全套军官、士官以及老兵和所有装备，战时只要往里补充服役过的老兵就可以了，动员速度便可以非常快。
中国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代开始，就注意到了毛奇开创的普鲁士四级阶梯动员制度，当时袁世凯准备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又3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民。遇有战事，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
由此可见，常备军实际上是现役部队，而续备、后备军为预备役部队，这种将军队改造成多层次多梯队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袁世凯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可实际上北洋军从诞生直到其彻底走向灭亡，都没有真正建立起预备役制度和多级动员体制。
反而是在林淮唐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党人通过在基层建立起完善且严密的组织，率先采用农会的形式把乡村的农民也都纳入到了红军的动员体制当中。
在这之后则是辛亥革命第一阶段的北伐结束时，中国社会党实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计划，又以复员屯垦和国营农场的方式，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预备役军队制度，然后就是赤卫队和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也可以作为红军预备役的一种补充。
饶是如此，红军也还只能说是拥有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军队两个动员级别而已，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普鲁士式多级动员体制，在过去的战争中，红军很多时候的动员确实是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宣传鼓动，从这角度来说，中国红军的动员制度很早就达到了外国人所说的林淮唐式动员的高度，然而在动员体制的具体细节上则要比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都显得粗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