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心中难免产生抵触心理。

就算是武藤纯子这样坚强的联邦主义者，也不能不说道：“像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我国必须由人民国会才能做出最后的决策。”

而且很显然的，最高统帅部不可能只负责纯粹的“军事指挥”问题，其他涉及到军事的领域呢？或者换一个说法，在近现代总体战的战争形式下，一旦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又会有哪个领域是不涉及军事的呢？

工业生产、金融管理、科研教育……甚至是文是艺娱乐，一旦世界大战爆发，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都必须首先为军事服务，那么负责一切和军事相关工作的最高统帅部，也就事实上成为了管理全联盟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

即便在场的所有同志，都相信林淮唐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大公无私到了完全是不近人情地步的革命超人，可是面对最高统帅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还是无法避免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恐惧感。

特别是对那些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婆罗洲这样的小国领导人而言，压力是难以言说的，他们甚至感到只要自己点头，就有可能完全葬送掉这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

但林淮唐更愿意相信，共同应对一场世界大战的历史，是使全东亚人民走向彻底团结和统一所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统帅部是同样也是一块绝不能缺少的碎片，林淮唐已经下定决心，必须创造全东亚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人民已经经历过了共同的革命历史，建立了初步的共同体意识，并且也经历过了互助合作之下全联盟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但这还完全不够，东共联还需要一场共同应对世界大战的历史，只有在血火之中，这个松散的联盟才能被锤炼成一个真正的东亚共同体。

而到了那一步，林淮唐的工作才算勉强完成第一步，他相信自己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使得中国、诸夏或是现在更多人所说的不具有那么强烈沙文主义性质的东亚，走上东方历史自发形成的正轨。

那种正轨的历史发展趋势，绝不是亚洲人民在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冲击之下，各自做出“反馈”，在一阵阵外部冲击下碎片化和侵略或反侵略战争过程中逐步萌发近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道路。

而是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情感基础之上，由共同生活在一起、能够互相交流且享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民，自然而然生成的另外一种现代民族国家。

就像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于法国那样，在共同的历史记忆法国大革命中，来自阿尔萨斯的鲁热·德·利尔创作了《莱茵军进行曲》，在施特拉斯堡进行首次演奏以后，这首歌曲迅速传唱全法，马赛人最热衷于唱着这首歌走上抗击反革命封建势力的战场，所以这首曲子又有另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名字《马赛曲》。

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由应然与实然的力量共同制造出来的，塑造一代革命的新人，更新当前一代人，同时塑造下一代人……同志代替了先生、公、君等等各个国家不同的尊称，相同的革命英雄的电影和戏剧在全东亚的影院剧场里上映，即便是那些各国所独具特色的历史英豪们，也被纳入到一套共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历史话语体系里面进行重塑……

从1911年的黄花岗走到1937年的今天，二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林淮唐没有束手旁观历史在支流上放纵发展，而是决心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将支流倒回其主干。

会议厅内，人们神情各异，或许有人支持设立最高统帅部的想法，可是光从大家的表情上就能看出来，反对的意见肯定是占多数的。

这时候林淮唐终于开口了，他在内政、外交方面，几乎从来没有利用过自己的权威和政治资本来强行推进什么事情，但在今天，林淮唐感到绝不能再等待了。

林淮唐的思路十分清晰：“国际局势是这样的紧张，急如星火之下，容不得我们花费五年十年的功夫来慢慢研究、讨论最高统帅部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尽快做出一个决断，即便要留有讨论和研究的余地，我也认为这样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几个月的上限，如果同志们和联盟理事会完全否认我的观点，那么我暂时辞去我在联盟内的工作职务。”

许多年前，在和袁世凯、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时候，林淮唐曾经采用过暂时下野的方式来以退为进，但今天的形势又截然不同，他的地位、他的权威，都容不得林淮唐干出向后退一步的动作了。

事实是很清楚的，林淮唐就是在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强行要求着各国同志们接受他的想法，否则人们就必须要承担有可能失去林淮唐的风险——像这样的风险，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同志们对它的恐惧感，也远远要大于区区一个最高统帅部所能产生的恐惧感。

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武藤纯子最先说道：“如果书记长同志认为成立最高统帅部的问题，是和由您来领导东共联革命事业同样重要的问题，那么我就完全支持您的想法，我赞成尽快讨论并通过这一提议。”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东共联其他成员国的驻华大使和特别代表们，也都陆陆续续表达了和武藤纯子相近的态度。

苏俄驻华大使越飞对此有一个特别的记忆，他记得十分清楚，当那场关键的会议结束之后，在午间宴席的时候，越飞专门找到了越南、朝鲜和婆罗洲的特别代表，和他们一一进行详谈，试图了解他们在最高统帅部问题上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