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所以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阶级意识，因此任何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都是不适合美国国情的。”

廖仲恺说：“美国不会例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之外。”

庄文统又说：“美国早期曾经存在大量自由土地——这当然是基于印第安人的血泪之上，但也使美国多数的一般民众获取土地比较容易，过剩人口很容易被吸收到农场中去。这是限制美国内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大前提。

其次，则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大量引进外来劳工的历史传统，美国的资本家可以通过引进外来劳工来制约本土劳工，并蓄意分化本土劳工和外来劳工，把阶级矛盾粉饰为种族矛盾。”

庄文统说的这两点，都是美国过去压制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林淮唐现在看来，又觉得美国这方面的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林淮唐手里也有许多详实的数据：“土地问题，对外情报处有一些比较可靠的数字，基本上来说，美国人所谓的自由土地到1890年，就开垦殆尽，美国劳工在土地方面现在和旧大陆的情况是一样的。”

美国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土地高度富裕的西部开拓时期，但那早就是老黄历了，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土地高强度的开发，就已经带来了一连串问题，社区与土地开发商、普通民众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步步升级，演变到了形势十分尖锐的程度。

美国农业拥有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这使美国农业、美国农村，的确有不同于旧大陆多数国家的特殊面貌，然而就像庄文统说的那样，“美国例外论”在时间的考验面前，总是一步步走向破产。

这些年来美国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旧的农业耕作方式逐渐被农业机械化作业所取代，农业机械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使美国粮食和作物产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农作物的人均产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由于这些设备价格昂贵，农民收入下降，根本无力购买设备，因此许多农民逐渐卷入债务当中。

第八十四章 战争动员

年景好的时候，美国农民或者说农业工人——其实这种区分意义不大，因为美国农民相对旧大陆的农民，并没有真的就特殊到可以单独分出一类阶层的地步来——偿清债务不是问题，但年景不好或经济条件不佳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他们由于大量的欠债，就可能会陷入到旧大陆一般农民反而不会有的困境里。

旧大陆的农民，很少有人会像美国农民那样大力举债用于购买拖拉机这类设备，而当美国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一同恶化的时候，“美国例外论”就破产了，即便是中等规模的农场主，也要面临旧大陆农民的命运，遭到农业资本家的兼并。

祸不单行，美国现在的环境危机愈演愈烈，农民疯狂的翻耕土地，和旧大陆不同，美国的农民并不是这片土地土生土长的主人，他们没有在几千年的试错中积累与自然共存的经验，只会把欧洲已有的成熟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北美的大平原上。

数百万年来，从落基山脉流出的水土，在大平原上沉积了一层肥沃的土壤，通过草固定在那里，形成全世界最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土地之一。

结果到如今，雨水迟迟不来，旱灾来临，那些遭到过度翻耕因而没有草根固定泥土的土土地，土壤就会严重钙化，大量沙土开始被风吹走。乌云般的沙尘翻滚着，升上万里高空，像移动的山脉一样滚滚而来，在堪萨斯州这些中部地带，沙尘暴席卷一切，沙土落下来时弄得到处都是：头发、鼻子、喉咙、厨房、卧室和水井。

农民早上醒来就得像克拉克的养父母那样，用铲子来清除屋里的沙尘。就连太阳的照明都受到严重影响，最夸张的时候，美国中部农民需要给自己绑上绳子，才敢去几百米外远的谷仓，而下午刚过一半，公鸡就打鸣，人们一连许多天都是伸手不见五指。

1934年时，一阵风暴把中部大平原的风沙刮到了全美大部分地区，光是落在芝加哥的沙尘就超过1200万吨，纽约、华盛顿，甚至连远离大西洋海岸数百里的邮轮上，都堆满了深棕色的沙尘。

牲口的眼瞎了，窒息而死，农民切开它们的肚子发现胃里全是细沙，马匹在风暴中狂奔，惊吓而死，孩子们咳到呕吐，被医生们所说的“尘肺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闹到这个地步，美国农民的生存都成问题了，还谈何土地的自由权利，还谈何美利坚山巅之国的历史例外性。

庄文统现在对里德的信心非常强：“1936年的大选，里德同志胜出的机会非常高，他现在只有两个对手，一是休伊·朗领导的美国右翼分子，可这些人的影响力几乎都在南方，这次经济危机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支持者群体必将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可能就合流到左翼来了；二则是美国政界的主流建制派，可前提是共和党与民主党能放下多年来的芥蒂，联手支持一个总统候选人，才可能对里德同志造成威胁。”

“庄书记认为我们要加大力度支持美国社会党吗？”

庄文统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我们这时候实在不该因为一些蝇头小利，过多在协议细节上和美国人争论。毕竟，当今世界上不乏有人是把中国和社会主义画了等号的。”

这话令在座众人尽皆一笑，在美国、在德国，都有些右翼政治家编造“共产主义是中国人用于统治世界的骗局”的阴谋论。

有的右翼分子，在这方面完全到了魔怔地步，他们抓住只言片语，编造中国人与共产主义的各种臆想。这些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寻找共产主义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而是竭力试图证明，共产主义的思想从其诞生之初，就是得到了亚洲暴君的操纵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