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又说道：“中国过去长期的农村集体化过程中，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引导农民自发的互助组逐渐上升为党的引导下的初级社。但1929年吉林省的深化农村合作社改革，就提出准备三年内完成全省人民公社的建设，如果不是书记长同志的直接叫停，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里德想想，说：“官僚的权力垄断、替代包办，就要取代农民自身的意愿和组织。”

中国近年的工业发展，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就是过去三角结构的政工干部、军队农村干部和工人干部间的斗争，由于军队农村干部逐步退出舞台，变成了政工干部和工人干部两大社会群体的直接对垒。

斯大林意味深长的说道：“政工干部的最大政绩就是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化成果，但也是这种工业化成果酝酿出了他们最大的敌人。”

里德很快完全明白过来，1931年将是一个节点，今后中国的社会问题将是党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包办替代主义或官僚主义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您认为中国还会出现像五大时那种激烈的政治对抗吗？”

斯大林笑笑说：“我认为那只是第一轮较量，无疑，在书记长同志的直接干涉下，党政官僚落败了。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工人干部的监督，但政治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是军队系统的农村干部被大批淘汰，伴随着经济建设出现的政治后果是，工业化需要科层制官僚的规范，党政官僚继续控制着中国政府绝大多数的权力。”

管理干部中实行的24级工资制和技术人员中的15级工资制，实际上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制造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这当然工农群众十分不满，而且今天工农群众的代表工人干部，也比过去的军队系统农村干部更有力量，他们有实力和占据中央政府要津的党政官僚精英们叫板。

而且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高速进展，以刘师复为首的中国劳工党党人，政治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他们在数量日渐庞大的各省地方工会里，往往拥有实权，经常领导工农群众发起的“经济主义”罢工，也因而最受社会党党政官僚的反感。

武藤纯子在和里德闲聊的时候，也曾提过这几年她的所见所闻，确实有些中国的老同志曾和武藤纯子说过：“……书记长有些老糊涂了，刘师复是白面的小扇子，现在劳工党掌握着工会不算，还想进一步掌握财政、工业两大领域，太过分了……”

话里话外，这些年来社会党内部很有些人认为林淮唐过于纵容体制外力量。

五大时林淮唐支持体制外的工农群众组织，来约束党政官僚，在他的强力压制下才实现这点，中央的大部分领导如不赞成这一方针，便不得不退出权力中枢，剩下的人包括林时爽在内即便有所意见也只能点头承认现实。

但这几年，随着中央政府的更新换代，新一批从各省区省长位置升到中枢来的社会党党政精英，就很显然对劳工党不断扩大的权力产生“大权旁落”的担忧，甚至有人说劳工党有篡权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

“书记长在劳工党问题上糊涂了，犯了错误，还是时爽总理久经考验，最为可靠。”

老辣的斯大林一针见血：“过去十年，由于中国政府内部维持了三角结构的斗争格局，所以一切内部矛盾能够维持引而不发、斗而不破的形势。但今后，中国政府内部只有党政官僚和工人干部两方势力，只有社会党精英和其他体制外力量的对抗，出乱子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更何况书记长同志作为社会党人的领袖，谁都能看出来他有些太偏袒体制外力量了。”

里德心下大为一惊，他想到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直接说出口，那就是社会党的精英会不会去寻求一位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领袖呢？

里德又感到绝不可能，因为林淮唐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只要林淮唐还在，他相信中国并不会像斯大林预测的那样出什么大乱子。

斯大林好像看出什么，摇摇头：“世界上没有神，也没有超人，越是身处权力中心的人，越会看出神像之下的虚弱。”

这句话又给里德很大触动，难道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要靠真正神学意义上的超人来实现吗？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大量问题，但“经济主义”的问题很明显将会越来越多。而依靠“经济主义”问题向社会党政权不断发起进攻的劳工党人，这一脱胎于中国社会党的左翼力量又会走向何处？林淮唐会顺应社会党内部的意愿对其进行打击吗？劳工党本身又是否会萌生过于不切实际的政治野心？

这些问题都让里德陷入深思，他落笔继续写下自己的《中国书简》，并决定把中国革命以后产生的种种问题，都一五一十的介绍给美国人民——既然中国政府并不限制外界的褒贬，里德认为他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必要，有些问题公开化反而可以避免不同力量之间的误判，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悲剧。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十月十日，这是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三十年代的地球之上，未来又会如何呢？

里德走出房门，迎接他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院子外，街道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乐之声直达天际，他对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第二十三章 共产国际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