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执政的新中国，除了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头几年，有一些政治运动是针对地主、旧贵族、军阀、买办等坏分子以外，大部分政治运动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社会党本身，或者说是主要以针对官僚为主。

这，很显然就不是打击异己了，而是限制着自己。

在另一个时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党的干部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劳动者都没有技术和知识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学校里的未来的“接班人”大多都不是工农出身。

即使从1949年立刻就开始从工农之中培养社会主义的管理者，那也需要至少十几年。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就只能依赖无产阶级监督下的这些老精英来进行管理。而这些掌握技术和知识的人却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至少他们绝对不希望与工农承担同样的原始积累成本。

结果，就只能是一场场政治运动的风暴，但这些政治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打击异己，而是社会不同阶层重新分配承担原始积累成本的比例。

第二十一章 黄花岗一代

在这个时空，由于中国革命的时间更早，地主、旧贵族、军阀、买办资本家并没有像另一个时空那样形成相当规模的技术精英阶层，如今中国的大部分工业技术精英都是由中国社会党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人，所以政治运动所要打击的对象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显得分外明确，不会使人误解政治运动是什么打击异己。

林淮唐之所以使用群众运动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他希望培养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防党内干部的包办替代主义。如果纯粹用党的专政力量去打压公务员和资本家的话，难保有一天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去打击无产阶级。

林淮唐完全不希望中国社会党包办一切，他希望群众自我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可以发展到足以监督政府的地步，让工农监督党，让党监督公务员和企业家——这里的企业家不仅指资本家，而是指任何组织企业生产的管理者，让公务员和企业家用他们的知识技术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生产，这就是林淮唐设想的一种蓝图。

里德很有些感慨，他也开始理解到一点，那就是处在工业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划，肯定和已经完成积累的美国、英国、法国都不同，反而苏俄和日本更接近于中国。

这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不能由人力超越，但里德也越来越欣赏君汉主义中的许多创见，他开始相信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上的急迫性，中国薄弱的社会基础无法支撑起快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精英阶层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

不过林祖涵也提到了中国的国解放战争以后，旧精英阶层并没有整个从肉体上被消灭，也有许多像梁启超、廖仲恺这样的人被完全吸纳进了体制之内甚至进入高层，利用其管理才能与党政文官和技术官僚合流。

相当一部分资本家与党政官僚合流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关键力量，担任厂长、经理、科室负责人等等要职，他们在定息之外拥有高标准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甚至是超出标准工资好几倍的保留工资。更不用说他们宽敞舒适的住房和享受的配套医疗、教育服务，这都是普通人所不能比拟的。

现在中国人所说的君汉主义学说，一般指的就是以林淮唐《激进社会主义ABC》、《论辩证唯物主义》、《论矛盾》等等几本书，可能再加上后来中华书局集册出版的简明语录和简明中国革命史几本书。

在这些书里，林淮唐都承认一点，那就是解放战争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中国国内依旧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那当然也就会长期存在着不同的阶层。

上面提到的旧精英与党政官僚的合流，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具体体现。

只不过在中国，由于中国革命以前的工业基础是如此之差，晚清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留给社会党人的旧精英群体，掌握的近现代工商业技能同样是如此之弱，因而旧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其实不太成为一个问题。

新时代的阶级斗争是什么呢？

里德观察的时间还比较短，更没办法深入访问社会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回到青岛以后，和林祖涵多番长谈，也和武藤纯子、斯大林进行了很深的讨论。

中国革命政府对于这种事关意识形态的政治讨论，一向放得很快，所以斯大林便很直截了向里德摆出自己的观点，说道：

“今天的中国，在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党人的队伍逐渐出现分化，分化出来的不同阶层之间肯定存在矛盾，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根源。”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党人，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了军事系统和政工系统这两大块。

军事系统的中层干部很多出身农村，与地方农会等介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存在密切联系。他们在解放战争前后崭露头角，逐渐晋升为高级将领，成为红军的主导力量。能把军队的职能扩大到作战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农村干部的功劳，红军从来就不是一支纯粹的职业化军队，林淮唐也说过，红军还是生产队，还是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