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东大地震以前，到日本工作的中国干部就已经为数不少。震灾发生以后，由中国前往日本支援的军事和行政人员数量更是急剧膨胀起来，负责统筹这个工作的就是由庄文统领导的中日友好援助委员会——这是一个光听名字还看不出来，实际上权力很大的机构。

从中国并且包括了越南、朝鲜和苏俄在内的人员、物资援助，还有相应的运输工作，都是由中日友好援助委员会统筹管理，当然这些人员、物资到日本以后的分配权也是握在友援委员会的手中。

曾几何时庄文统还是广东有名的会党头目，一身帮派作风，身前背后都是刺青纹身，一道过肩龙从胸前刺到身后，凶狠狰狞一点不下于日本当地的雅库扎暴力组。但解放战争以后，庄文统就长期负责社会党的北美工作，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而是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联络美国华人，并且配合美国当地的产联及美国社会党的同志开展工作。

多年来在海外工作的历练，把庄文统这个彪形大汉的气质完全改变。他早已不穿会党常见的那种汗衫，永远是一副笔挺西服的打扮，根据出席场合的不同，佩戴的领带、手帕等单品样式、颜色也都不一样，光是高筒礼貌和文明棍就收藏有二三十种之多。

在日本同志的眼里，这位友援会主任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而且还带着富有理智的风度。

“为了达到支援日本人民震后复兴工作的目的，中国中央革命政府决心给予最大的支援。如果需要什么东西，请提出来。我们目前也在为了一五计划进行艰苦的战斗，但是，党中央发出了指示，要为支援日本的震后复兴而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听了庄文统的这番话，不光是片山潜、北一辉等日本社会党的同志安下心来，就连西园寺公望这些旧日本时期的华族、官僚也都对中国的援助产生不小的感激之情。

他们感到有了信心，而且也放心了。他们认为，“这样就好象震后复兴的工作就完全有了基础。”诚如庄文统所说，从第二天起，很多刚刚从中国赶来的红军官兵，刚一靠岸上陆，马上就开始帮着日本的普通平民老百姓搭建简易的棚屋。

在中国红军之后，就是以各种名目的工作组形式赶来日本援助的行政干部。这批人大部分都来自绥远、宁夏、陕西、甘肃和山西几个省区，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海原大地震的灾后振兴工作，经验同样丰富。

其中很多干部原来是在西北当地的工矿企业工作，有过和日本技术顾问相处的经历，所以不少人也懂得简单的日语，到日本以后一边帮助日本政府做救灾方面的工作，一边接着学习日语，所以交流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语和后世令和时代的日语截然不同，外来语极少，对于假名也没有怎么滥用，汉字依然是日语的主体。而且从日本东京革命加入东亚联盟以来，片山潜政府也和中国进行了文字改革方面的协调工作，日本政府在1921年制订的日语常用汉字表中，有超过六百个常用汉字，都采用了中国简体字的简化方案，这就进一步统一了中日两国的文字使用习惯。

在口语方面，也因为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几年间中日两国频繁的人口流动，所以不止大量日语中的技术用词流入中文的口头语言，同样，普通话里的大量词汇也相应流入到日语的口头语里。

这一回友援会组织的大规模对日抢险救灾援助，又加速了中日两种语言、文字逐渐协调和统一起来的历史进程。

1923年的中国在建筑和工程技术方面比较日本没有多大优势，可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党从徐州的建设开始已经积累了大量工业都会的规划建设经验。相对来说，日本在明治时代以后，就很少再有像这样犹如白纸上作画的城市规划机会，因而也不得不借重中国方面的意见。

友援会中不仅有负责一般工作的军的事和行政干部，也包括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建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