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也是林淮唐所考量的问题，“在解决日本于南满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前，我们的任何政策实施都不能说是外部环境如何高枕无忧。”

在工业化路线上，林淮唐当然倾向于刘师复的农村集体化和超工业化路线，这毕竟是被历史已经证明了卓有成效的办法。

问题在于，外部环境是否允许社会党现在就实施跨越式的超工业化政策？

和历史上的中国不同，1917年可没有一个国力强盛的苏联给林淮唐带来一揽子的156个项目援建，中国如果采取超工业化路线，那就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情形，而只会是像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痛苦挣扎的情形。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远比历史上1928年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工业基础差得多，国际环境上虽然有欧战带来的利好，但情况也绝不如苏联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外部融资和技术引进环境好。

被历史证明了成功性的路线还有另一条——那就是历史上中国在中苏分裂以后实行的人民公社路线。

人民公社不等于统购统销，也不等于工农业剪刀差，甚至实际而论，人民公社更接近工农业剪刀差的反面，单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的比例其实一直在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这个数值绝对谈不上达到工农业剪刀差的程度，更谈不上达到了压榨农民和农村来搞工业化的程度。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给人以负担沉重、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的印象，其实是因为这期间农业税虽然低，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在此期间大幅增长，在60年代，农村集体提留是农业各税的两倍多，这才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最大的负担。

但集体提留是用来干什么的？它绝不是榨取了农村以后，用来发展城市重工业的。

农村集体提留几乎都用于投资农村本身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和农村初级保障体系。

人民公社时期修起的无数水利设施，消灭了大量瘟疫、流行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这种超前发展、超前消费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在1979年时把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提高到了68岁，婴儿死亡率下降了3.7%，这远远高于当时绝大部分和中国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

在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的建设相对当时的生产力，是超前的，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对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具有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