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大战的胜利以后，日本的工业确实飞速发展起来，市民阶层生活也好了很多。但占日本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反而因为受到近代工业的冲击，日渐凋敝起来，乃至于到了破产境地！

农民们耕作出来的大米，只能供达官贵人食用，一般穷苦人家只有去当兵才能吃上一口大米饭……所以他们来中国，就是要抢我们的大米吃。”

吴佩孚冷笑起来：“小岛夷族，目光尚不如蒙古、满洲长远。”

康大眼还是愤愤不平：“他们的大米被达官贵人吃了，就要抢我们的大米吃吗！日本老百姓竟然没有一点本事，不能找抢走他们的东西的达官贵人，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回来！”

这些日军士兵的吃穿用度还真不比红军战士们差多少，要知道红军内部实行官兵待遇一致平等的规定，普通士兵的吃穿用度和指战员们没有什么差异，那也就是说日军普通士兵过的甚至就比红军将领都好了。

日本都拥有了像这样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还来侵略中国，这当然就让那些穷苦惯了的革命官兵们，又是感到愤怒又是感到不解。

但很快三纵的政治部就又送来了一大批针对日军的宣传材料，这时候的日本尚未进行大规模的文字改革，日常行文中汉字的比例还是比假名高得多，大部分中国人也可以无障碍地看懂日文内容的涵义。

所以红军战士们在张贴、分发这些宣传单的时候，也同样会受到上面内容的一定影响，并逐渐了解到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革命官兵们对日军的感觉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大家直觉上当然都感受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兽性与凶残，但进一步深入了解，就又觉得这些负隅顽抗乃至于自杀也不投降的日本士兵，又愚蠢又可怜，他们的家庭生活那样悲惨，日本的上层华族们享受如此奢侈，身为军人不去掀起革命的风暴为国民争取真正的生存资格，反而为着华族的旗帜影响，跑到中国来从事十死无生的侵略事业，究竟何苦呢！

康大眼又问第七师的师长吴佩孚：“师长，官厅里有很多自杀的日军士兵，这些人的尸体要一起火化掩埋吗？还是等政治部的人过来拍摄宣传材料？他们倒是有一些骨气，居然自杀也不愿意投降被俘。”

吴佩孚对那些自杀的日本人其实还怀有几分敬意，但他很快就用力摇起头来，将这种错误的想法驱离内心。

“他们自杀，不是英勇的为国民而死，而是怯懦的逃避！要知道，只有为了国民、为了劳动者所牺牲的人，才配叫做烈士，这样的死是价值千金，也是重于泰山的……”

三纵司令员杨若钧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身后，驳斥了康大眼的提议。康大眼皱着眉头，有点不解的说道：“司令员哎！您看看那边——”

康大眼手指着胶县县城内在解放战争时期被红军改为小学堂的基督教教堂，说：“日本人在那个老教堂后面掩埋了一些咱们红军的遗体，还有很多日军刚刚占领胶县县城时抵抗日本人被杀的公安干警的遗体……您看，那上面还插了块木牌，写着中国勇士之墓呢。”

红军虽然在胶东半岛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军民大撤退，但在部分县城还是留有少量公安干警执行任务。在日军第一次占领胶县的时候，县城里的几十名干警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也没有投降，而是用轻武器奋起还击，最后全员牺牲战死。

公安们的英勇连日本人都被折服，他们牺牲以后，日军就在胶县第一小学后面做了一个简单的坟墓掩埋尸体，还在上面留下一个写有“中国勇士之墓”文字的简易墓碑。

康大眼小声说：“日本人能掩埋咱们红军的遗体，还留了个墓碑，我们红军总要比日军大气点吧……”

但杨若钧不以为然，他指着胶县县城官厅的大门说：“中国军人为劳动者为老百姓而死，自然重于泰山。但这些人自杀，他们的死就轻于鸿毛，一文不值！他们是为日本而死吗？恐怕不是吧！为日本而死的话，他们就应该回到国内去，去杀掉那些窃取了民脂民膏的华族，而不是来侵略中国……自杀，只不过是逃避劳动者的审判罢了，说到底不过是懦夫，我们中国红军绝不该对这些懦夫有什么敬意！”

杨若钧慨然道：“日军为我们的烈士树立墓碑，还称赞这是中国的勇士。你以为这是他们真的被中国人折服了吗？不，绝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是在用我们英雄的血来鼓舞他们兽性的侵略，日本人是要让他们的士兵相信身为侵略者的日军，和这些他们树碑纪念的中国烈士一样伟大……日军没有被中国人折服，他们只是想要用这些中国烈士的血，造成一个欺骗日军士兵的新谎言而已……”

“那些自杀的日军，让政治部拍照做将来宣传战的材料吧，然后就火化掉……我们中国红军是不需要拿自杀的日本懦夫做例子来鼓舞战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