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同治年间马占鳌领导当地回民军攻占了河州城，马占鳌是河州牟泥沟河家庄人，先世念经传教，他本人也是阿訇，有一定的号召力，当时的陕甘总督熙麟一时无法镇压，只得派人“抚谕”，河州回军则借诈降机会几乎生擒当时清廷的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

从此，河州就成为西北回军的大本营。

左宗棠率军入甘以后，大举渡过洮河，一路横扫回军武装，面对清军的猛烈攻势，回军为缩短战线，重点防守，采取节节阻击的办法，逐渐退至太子寺。

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多里处，是河州重要的关隘。马占鳌领导回军武装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深约二丈多，宽四丈多，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关卡和堡垒。

只要攻下了太子寺，河州就唾手可得，清军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急于取胜的清军直逼太子寺，回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多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股部队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多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侦察后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在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精干回民军数百人乘夜悄悄地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马占鳌又密派千人连夜浇水砌墙。虽然当时正是隆冬季节，但在一夜之间硬是筑成光滑坚硬的三座堡垒。第二天，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

中路统领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企图拔掉这个钉子。他亲掌大旗督兵猛攻，结果阵亡沙场。清军统领的丧失让军心开始动摇，防守的回军乘机出击，抄到清军后面。清军两面受敌，又没了将领指挥，一下乱了阵脚，纷纷弃垒逃命。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多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个胜利对回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多数回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大战果。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经投降，他感到大势已去，如果继续抗争的话，只能做无谓的牺牲，便主动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

这样，河州马家军就借着太子寺之战的胜利，挟战胜之威在招安的谈判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保存了大量实力，从此成为甘肃省内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势力，于今已四十年有余。

四十多年。

马家军盘踞河州，已经有几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树大根深可想而知。

所以胡景翼带骑兵旅出发以后，一路上极为谨慎，严令各部队务必保持秘密的行军，并且要求先头的各支侦察部队，绝不要冒然和西北当地武装发生冲突。

所幸，由于兰州一带战乱不休，再加上严重的干旱，红军奇袭河州的一路上罕见人烟，只有中间偶然路过几处藏族聚居的村庄时，才暴露了一点行踪。

为了避免青海、河湟交界处这些藏民对红军产生反感情绪，胡景翼亲自换上红色僧服，到喇嘛庙中向僧侣们讲明了红军的来意，又出示了张凤翙交给他的几样前清印信，这才博取了当地藏民的信任。

由于马安良和马麒都在实行残忍的民族仇杀政策，甘肃省内的汉、藏民族百姓都受到严重威胁，还有一些藏传佛教的庙宇也被马家军烧毁，所以藏民获悉红军是来收复兰州平叛的消息以后，当然也乐于支持中央。

这既避免了红军行踪的暴露，也使得胡景翼的部队可以通过藏民聚落获得来之不易的补给。

胡景翼和他麾下的红军骑士们，一起坐在马背上嚼着青稞面，大口喝下酥油茶：“……甘肃旱灾严重，他们愿意拿出一点粮食帮助红军解决补给问题，这就是付出非常大的牺牲了。”

胡景翼原来和多数秦中士大夫一样，由于同治年间的那段复杂历史，对于西北地区汉族以外的一切少数民族都怀有相当大的偏见。

但此事以后，他对藏人的看法好转很多，也对社会党提出的那种全新的国族前景，产生了更多的希望。

“我们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建立新中国的同时，也要创建一个新中国的国族……到那时，同在新中国的赤旗下，我们的国族中便不分满蒙汉回藏的区别，而只有省区上的区别，人人平等，将再没有任何人能像古代时那样实行民族上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