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低下头，微微思索一会儿，道：“看来谭都督在长沙坐得不怎么安稳啊。”

信上所写的内容，除了湖南以外，还涉及到滇、桂两大军阀。按谭延闿的说法，自从中央表露除了要调地方省军去东北，还要对省军进行彻底整编的意思以后，陆荣廷和唐继尧就几次联系他，想要搞一个西南攻守同盟来拖延时间，以待时变。

这样重要的大事，谭延闿竟然不敢直接致电中央，要通过杨度这条线七拐八转地联系过来，看来他在湖南的地位也很是动摇。

“辛亥年焦达峰、陈作新两位出自底层会党的义士，振臂一呼而三湘响应，湖南革命遂成。但自从文正……但自从曾国藩以来，湖南绅权之强，冠于中国，像焦达峰和陈作新这样的泥腿子下等人，又如何坐得住湖南都督的位置。”

杨度一点点为林淮唐分析说：“辛亥年长沙兵变，焦、陈二都督被刺身亡以后，诸绅又推举祖庵为都督，这就是湖南的绅权不可侵犯。而自红军举义以来，天下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军以消灭绅权为宗旨，山东、福建等地分田土改，更是震动天下人心，湖南之绅士怎么可能还坐得住呢？反亦亡，不反亦亡，谁又甘愿束手就擒？西南之惊变，恐怕已是千钧一发的局面。”

晚清湘军崛起，大批湘军官兵在江南烧杀掳掠后回乡买田，使湖南的乡绅群体在短短几十年内就飞速膨胀了起来。

这些人除了控制大量土地以外，还有经营洋务、从军练兵的经验和历史，手腕、目光，都绝非山东等地的一般反动劣绅可比。

此前的解放战争，红军尚未危及这一群体的根本利益，他们自然坐视北洋军的败亡，但解放战争以后，社会党在山东、淮海一带开始推行起了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

即便社会党对相关的消息尽量采取封锁、压制的办法，但这也只能稍稍延缓土改消息的传播和影响。关系到那么多人的身家性命，矛盾会迅速激化起来，也是林淮唐早有所心理准备的事情。

“西南之事，中央自有布置。”

林淮唐脸上甚至还有些遗憾：“他们动作太慢反而令我失望！唐继尧犹豫不决，谭延闿与中央通信，只有陆荣廷的胆子大一点，至今还偶和红军交火，这样的魄力，怎么搞反革命嘛！”

“西南若反，红军自当用革命的武力扫除一切反动派，歼灭群凶！我担心，我只担心他们反的拖拖拉拉，反而拖延了我们的时间，也难免让红军束手束脚。”

杨度神情未变，只是眯起了眼睛：“林书记长行事每每部署周密，总能料敌先机，先发制人，此事看来真是我情急了，低估了中央的准备。”

“中央……中央希望早早解除西南的后顾之忧，我们的目光总是要向前看的，有一些敌人他不跳出来还麻烦一些，他若自己跳出来，那只能是方便红军将他彻底消灭掉。

皙子先生，你的手上没有沾染革命同志的血债，大可以光明正大地行走在新中国的红旗之下，倒也不用在去搞什么政治上的阴谋了咯……那总是落入下乘。

我之前给任公送过几本书，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还有一些辩证法相关的材料，我想皙子先生也读一读吧。我知道先生研究中西各国的政治制度研究很深，我们国家今后正要走上一条物质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在思想方面，确实中国的理论家还是太少。

皙子先生有很好的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功底，这是硬功夫啊，如能夺多下一些功夫研究社会主义思想，那么我是很欢迎中国再多上一位政治学理论家的。”

社会主义思想流入中国其实也不过数年时间，而逐渐在一般人中流行起各种相关的概念，也就是在这两年了。

中间还多半靠的是社会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的硬性推广。

可是即便如此，就算社会党内部，林淮唐都不敢说真正理解了马克思那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党员，能超过一千人。

中国社会党已有了十几万党员，还有数倍于此的外围组织成员，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呢？除了刘师复稍微沾点边，就算是林淮唐很看好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这几位，恐怕各方面的功底也都还嫌太浅！

他确实是很看好杨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后世历史中，这位袁世凯幕中的毒士，中国传统帝王术的传人，却在四一二的白色大恐怖里入党，至少这份铮铮铁骨的勇气，就和郭沫若一样，是不能因为任何其他历史而被抹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