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系从晚清时开始办理铁路事务，因为经常接触借款问题，所以交通系官僚一般都和东交民巷的外交团有比较深的交往。

像此前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时候，就是委任梁士诒和交通系来整理金融。

而且同为交通系所把持的交通银行，也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清末李经楚因为股份关系任交行总理时，不仅经营不善，而且公私不分，最终导致交行被牵连搁浅，不能复振。辛亥革命期间，交行处于瘫换状态

，但民国肇造以后，袁世凯很快就任命梁士诒出任交通银行总理。

此后交行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交通系进而染指国家财政，在交通系控制下的交通银行俨然成为了第二中央银行和第二财政部。

本来光绪年间清廷曾组建过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后来改组为大清银行，进入民国以后又改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才是法理上的央行，拥有代国家发行钞票和代理国库的特权。

但是交通系控制交通银行以后，梁士诒很快就为交行同样争得了分理国库、发行钞票的权力。不仅如此，北洋政府还规定一切完粮纳税和发响的活动，交行兑换劵一律通用。

这就使得交行兑换劵——也就是北京市民所说的“中交票”或“中交钞”——成为了兴闽票最大的竞争对手。

按照外界的估计，交通系手上仅是掌握的现金就有一两千万元之多，至于其筹措款项的能力，恐怕还要数倍于此数。

过去袁世凯通过交通系办理善后大借款来打内战，现在北洋军一败涂地，袁世凯的政府也彻底瓦解，这笔借款却还远远没到花完的地步，理应还剩下有数以千万计的巨款。

但是红军进京接管中央政权以后，却发现财政部中无一金之遗，北洋政府剩余的借款几乎都被交通系挪用到了租界或者外国，使新政府才一成立就面临着重大的财政危机。

所以社会党必须要尽快以红军军票或兴闽票等纸币取代中交票的流通地位，但在社会党人展开行动以前，京津市面上率先就流传起了“红军将要限制银元流通”、“红军要强行规定一切交易必须使用兴闽票”的谣言，这才导致了北方国民对于兴闽票的排斥，并进一步导致银元贴水价的暴涨。

京津一带的票号投机商人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牟利机会。他们立刻介入其中，囤积居奇，大量炒作投机银元、铜元等贵金属，不仅使得市面上的硬币流通更为紧张，也令银元等硬币价格持续上涨，严重影响到了新政府的金融权威和信用。

“交通银行许多机构都躲在天津租界里头，而且我听说外交团那边也在百般庇护梁士诒。唉！”汪爱民叹道，“咱们红军刚刚进京，各方面的政治条件还不允许党和军队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梁士诒，而且外交方面，你也清楚，现在新政府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和外交团进行修约谈判，我想组织上也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直接使用行政或者暴力手段来对付交通系。”

直接采用行政或武力手段解决交通系，当然来得爽快。但这对于新政府在北方国民中建立权威和信用。就很不利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只依靠经济手段来解决银元风潮。

不过这对社会党新政府在财力上的积蓄和具体财政政策干预手段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邓瀚和张皮绠都对这些复杂的金融战缺乏了解，两人只是面面相觑，对汪爱民那副凝重的样子心有戚戚。至于他们被楼包偷盗钱财的问题，汪爱民则告诉了他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