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原因可以看出山东匪患虽然起源于晚清时代，最早是由于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被镇压以后，大批本地士兵被清廷遣散，这些人当兵多年，从湘淮军身上沾染了大量烧杀抢掠的恶习，根本不可能回归到务农生活中去，又得不到清廷的妥善安置，于是便啸聚山林，立寨称雄，打家劫舍，沦为土匪，但这些土匪无论是从力量还是从其规模上而言，都是远远不可能同后世民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匪患相提并论的。

首先是民初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程度还不能同民国二三十年代相比，比如以浙江为例，浙江许多农村的自耕农比例在二十年代初约为40%左右，到三十年代时即暴跌到25%左右，这之后直到解放战争自耕农比例都没有再发生很大变化，可见得民国时期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年代即是在二十年代。

这是因为二十年代时民国军阀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种质的变化，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前，民国虽然也处于军绅政权的把持下，但总体而言全国尚算和平，很少有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出现。像使袁世凯倒台的护国战争，实际交战实际仅两个月，北洋军阀的内战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实际交战时间也大都只有几天或十几天。

但从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首先是土匪出身、纪律最差的奉系军阀把持了民国的中央政权，其次是由于奉系军阀对关内地区鞭长莫及，于是关内地区一改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表面上大体安定的情形，出现了彻底碎片化的长期军阀战争，到二十年代末国民党新军阀兴起以后，更把军阀战争的烈度和规模大大提高了，以至于出现了像中原大战这样交战兵力十几倍于护国战争的大混战，战争的实际交战时间也大大延长，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几天到几十天的短促冲突，变成了动辄一两年的长期战争，这对于农村经济的破坏自然成倍增长。

像当时处于各方交战主战场的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农村多数走向普遍破产，清末民初时尚能勉强维持的表面安定局面也彻底消失，匪患自然也是以几何数字形式恶化着。

总之，从1911年民国肇造开始，一直到1949新中国成立为止，中间的这三十八年就是中国匪患恶化最速且最烈的时期。而在匪患恶化的背后，则是民国这三十八年农村破产、乡绅劣化、土地兼并等小农普遍危机一日恶过一日的局面。

这中间尤以发生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为重要转折点，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民国多数地区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和平，自1924年以后即连此表面和平也无法维持，几乎全部省份都陷入到了长期且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中，小农普遍危机自然加速地恶化。

而在此时此刻——中国社会党刚刚夺取了民国中央政权的1914年，农村的普遍危机尚未到达积重难返彻底不可收拾的地步，或者换一种感性的说法，这就叫“民族元气尚有保留”，所以社会党人现在面临的种种棘手局面，其实是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解放军们面临的那么严峻和艰难的。

“急报——”

气温渐渐升高，刚从海参崴南下不久的越飞，还有些不能适应山口村慢慢变得闷热起来的天气。他在张皮绠的邀请下，常到村国大政府办公室外的凉亭乘凉，但这天越飞刚到凉亭外的时候，便见到了张皮绠手持枪支神色紧张地赶了回来。

“怎么啦？发生甚么事了？”

张皮绠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杆老套筒：“抱犊崮……抱犊崮的土匪下山偷袭了海州第一国营农场……”

“土匪攻打监狱，放走了所有劳改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