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一次反会剿的结束，以及谷田决议的达成，此时的赣闽根据地已经逐渐显露出了雏形，以锐京为中心，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虽然部分地区防御还略微有些薄弱，但对于整体战局影响不大，毕竟红军的兵力不可能完全分摊到这么大一块地盘上，同样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长期占据某处。

正如李润石所提出的“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在敌人占据优势的时候，与其迂回作战，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当革命高潮来临之时，则趁机争取更大的根据地。

机械且片面地要求不丧失一寸土地，或者说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想法，只会让自己完全被敌人的进攻节奏给带跑，哪怕现在红军已经算得上兵强马壮，那也根本挥霍不过来。

简而言之，这便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肯定要不得，同时也是李润石一直所反对的。

这两年过来，红军虽然没有犯什么致命错误，但小问题依旧层出不穷，左倾冒进的毛病始终存在，吃下的教训也着实不少。

有时候包括程刚自己也很容易落入窠臼之中，毕竟他既不是军事专家，又不是历史专家，包括理论研究，也不过照猫画虎，磕磕盼盼，要出问题不要太简单。

只不过有了足够的物资打底，红军便多了些试错的余地，不至于因为小小的过错而伤筋动骨。

这样一来有利有弊，一方面这支军队的损失没有历史上那般惨痛，保存了不少革命的火种，使得现在的发展局势有所提前，从而及时抓住了常凯申根基未稳，新军阀混战的战略关键期。

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同志来说，如果教训不够沉痛，那就很难得到深刻的认识，甚至在一些没啥觉悟的人眼里，红军一直以来都发展得好好的，哪有必要做什么改进。

当然了，对于习惯见微知著的李润石而言，这些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实力未损，而且还壮大不少的红军，到了他的手中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而同志们的认识问题，也通过谷田会议的整顿而有了一定的改善，至少就目前来说，全军已经基本认可了李润石的战略思路。

这里面，李润石对时局发展的正确预测和分析占了最主要原因，正是同志们普遍认为李委员说得有道理，方才愿意听他的话。

另外中央的伍翔宇对李润石的支持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核心的权威效应始终是存在的，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那这个组织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这也是为什么程刚明知中央后面会出那么多幺蛾子，也得硬着头皮过去扯大旗的缘故，除非你打一开始就彻底另起炉灶，否则任何抵制上级的做法，都是在挖自己的墙角。

你可以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去争取或者说服大家，但如果指望可以一直不服从上级指令，同时还要求下属严格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的话，那基本就是白日做梦了。

对于现在的李润石而言，能够与中央取得及时的联络，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利好消息，毕竟当前的国内，能够完全理解他思路的同志始终还是少数，中央没得几个，红四军内部同样也不见得能多多少。

反而是掌握了和上级的通信渠道后，这里面可以用来回旋的办法就多了去了，毕竟电台可是掌握在狗腿子程刚的手中，而申城那边的伍翔宇也是持着支持态度。

至于程刚所掌握的后勤力量，在这里对其他同志造成了多大影响，是好是坏，包括程刚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无脑支持李委员，总归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回来，从8月底会剿基本结束，到9月下旬谷田决议的推出，这段时间里红四军也不是就闲着不动了。

事实上，利用这段难得的战略间隙，这支军队通过一系列整编，极大地扩充了自己战斗力，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吸纳和训练，现在的红四军兵力已经逼近了五位数。

从上层的领导来说，基本情况是：军长王凯，党代表李润石，参谋长汪洱卓，政治部主任刘懿，一纵汪洱卓（兼）、何挺颖，二纵朱运清、蔡斜珉，教导队刘安恭、陈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