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不会是羊城起义带过去的，果党的情报机关，根本就是一群连算数都算不对的饭桶！”

申城法租界的一处地下室内，两个洋人正坐在交流里聊着什么，如果对西方人的样貌比较熟悉的话，应该还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来历。

鼻窄且高高隆起，唇薄直颌，面部轮廓清晰，这是典型俄罗斯人种的特征。

当然了，因为当年北边的大革命期间，曾有百万白俄流入国内，虽然其中大部分都在东北生活，但还是有不少来到了申城闯荡，所以这里的人们也不会对此感觉到怪异。

只是，这两人的明面身份是白俄商人，经营了一间不大不小的洋行，实际却是苏联派驻华夏的情报人员，隶属于此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

作为一支由契卡改组而来的机构，格别乌不仅在苏联国内名声赫赫，在国外同样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因为孙易先与苏联人的不断亲近，当时一贯仇视北方红色邻国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为苏联在华夏开展情报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此后的数年间，这些潜伏在华夏各地的情报人员，利用其先进的组织手段，取得了极其丰厚的战绩，其中最大的一个成果，当属四年多前获取的北洋政府通电密码本。

大概情况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派使团前往苏联谈判，结果好死不死请来的白俄顾问——“国际交流专家”波波夫，恰好就是苏联的秘密侦察员。

结果里应外合之下，就被格别乌顺利盗走了使团的密码本，从而使得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

而在华夏国内，格别乌的身影同样无处不在，自从那次中苏建交之后，格别乌就承担起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任。

当时莫斯科为格别乌制定的在华使命包括：“维护苏联与中国进步政党及其政权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管理的人员之中，不只有居住在华夏的白俄，同时还有不少亲苏的华夏人。

这些以通信员、警卫、园艺工人等身份公开活动的情报人员，依靠从各国使馆的垃圾篓里仔细寻找弄脏的废弃文件、校对稿、使用过的油墨蜡纸等，使得格别乌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到所有外国驻华机构当中，并且收集到了不少情报。

严格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操作实在是属于家常便饭，但凡在华夏有些势力的国家，都会毫不留情地往这里派驻大量情报人员。

同时又由于大部分军阀势力的保密工作做得基本跟筛子没啥区别，所以这些隐蔽的间谍常常是无往不利。

只是在前年的反革命政变当中，燕京、旅大、申城、羊城，这些地方的军阀纷纷闯入乃至围攻苏联使馆，并且还公开了搜查出的大量秘密文件，使得苏联在华机构以及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最后因为羊城起义的失败，苏联正式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大批情报人员也不得不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埋伏起来。

当然了，以眼下果党情报机关的能力，苏联人还是在各地保留了足够的力量，前脚金陵那边的常凯申拿到了下级呈递的报告，后脚这些藏在申城的间谍就看到了原文。

对于槿甘山那边的情况，这些人一直都非常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这支异军突起的军队拥有和他们类似的指导思想，同时最关键的还是槿甘山红军所使用的苏式装备。

苏联人向华夏势力援助武器，这也算得上是老传统了，不管是对当年北伐战争时期果党，还是前年的羊城起义的共党，莫斯科都不惜成本地运来了不少装备用以支持。

但这都是建立在相应势力占据了沿海港口的情况下才实现的，否则以苏联在内地的势力，传递一些情报可能还办得到，想运这么大量的物资，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包括莫斯科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当金陵政府的抗议传来之后，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了远东湘赣边界的这处山沟里。

但是，毕竟不像英法美日那般拥有遍及华夏各地的商业体系，驻华的格别乌人员，也只能依靠在城市中搜集情报来进行统计分析。

这点办法对付果党上层可能还好说，可想要了解华夏偏远山村的真实情况，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为此格别乌甚至不得不打破惯例，而选择与共产国际麾下的中共合作，希望这些中国同志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情报。

可惜的是，因为白色恐怖期间各地交通站纷纷被破坏，远在申城的中央也很难与槿甘山取得稳定的联系，仅有的几次通信中，槿甘山那边对于异常的援助情况也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

此时的两位情报人员正在沟通最新的信息，当调查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已经开始响起了警铃。

“羊城那里，我们总共也没有提供多少武器，加上又是接连失利，队伍被完全打散，肯定不可能带走太多东西，果党的那些家伙，估计在试图欺骗他们的老板。”

此时的果党方才刚刚建立政权，大量机构制度尚不完备，后世的名声较大的军统和中统，现在连影子都没有，还得再过几年才会建立，可想而知眼下那群负责情报的会有多差劲。

在同伴发出怨言之后，旁边的这人也没有表示异议，反而深感赞同，搞了这么多年的情报，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军阀手里的信息，能信一半就当属幸运的。